上世紀4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立足於中國革命的實踐，以毛澤東著作為基礎，提出瞭“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並初步總結瞭毛澤東思想的內涵、主要內容及其對中國革命和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不斷增強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中國人民、中國社會和中國共產黨發生瞭翻天覆地的變化。
提出學習毛澤東的思想理論體系
1940年5月3日，在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的開學典禮上，王明發表瞭題為“學習毛澤東”的講演，這篇報告中提出瞭“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生平事業和理論”這一說法。
報告中，把毛澤東在理論和實踐中的創造，歸納為蘇維埃政權建設、中國工農紅軍建設、革命的軍事戰略戰術的創造、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建立等五個方面，雖然還是初步和不全面的總結，但已經是系統性的對毛澤東的思想內容進行闡釋。
這篇稿子王明曾給毛澤東看過，毛澤東很謙虛，建議還是不要發表，但後來這篇文章還是發表在當年5月7日的《新中華報》上，以及7月5日出版的《中國青年》第2卷第9期上，在黨內引發瞭一定的反響。
在這之後，首先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一概念的，是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工作的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
1941年3月，張如心發表瞭《論佈爾什維克的教育傢》一文，他在文中強調：毛澤東善於以新的經驗去充實發展馬克思主義，他號召人們要閱讀毛澤東的主要著作，研究毛澤東同志如何應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到中國環境中。
也是在這篇文章中，張如心提出瞭“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說法。
在之後，張如心發表瞭多篇文章，積極宣傳、介紹毛澤東及其理論和策略，並號召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期，黨的理論工作者們，提出通過學習毛澤東的思想內容，總結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道路，得到瞭黨內的廣泛認同，對毛澤東思想內容的總結和概括，也需要上升到理論高度，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出現瞭“毛澤東主義”的說法。
在黨的歷史上，明確提出“毛澤東主義”這一概念並進行充分論述的是鄧拓，1942年7月1日，時任《晉察冀日報》社長的鄧拓，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一周年，發表瞭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
鄧拓作為黨內知名的政論傢，在慶祝建黨二十一周年這一歷史時刻，刊登出這篇文章，無疑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在文章中，鄧拓使用瞭“毛澤東主義”一語，把毛澤東主義總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理論與策略的統一完整的體系。
鄧拓指出毛澤東思想方法的最本質的特征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化、民族化、中國化，並從思想方法論、政治科學理論、軍事科學理論三個方面闡述瞭毛澤東主義的內涵。
在這三個方面，鄧拓有系統性的總結和闡釋。
在毛澤東的思想方法論方面，鄧拓引用瞭毛澤東《論新階段》：“離開中國革命的特點，來使用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他從而將毛澤東的思想方法論提煉為：把馬列主義的唯物辯證法運用於中國社會的具體環境中。
關於毛澤東的政治科學理論，鄧拓認為《新民主主義論》是其理論基礎，其中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這三大基本問題及其規律性的提出，是切合中國革命需要、領導中國革命實踐的一貫的完整的政治路線。
從井岡上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長征路上的運籌帷幄，再到抗日抗爭三大階段的提出，毛澤東的軍事科學理論已經在實踐中大放光彩，無數次拯救中國革命於危難之中。
鄧拓認為毛澤東的軍事科學理論系統地體現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這三大軍事理論著作，創造瞭中國革命武裝鬥爭中的軍隊組織形式和各種制度的建設原則。
鄧拓最後在文中號召，全體共產黨員要“深入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真正靈活地把毛澤東主義的理論與策略,應用到一時一地的每一個具體問題中去”。
鄧拓的這篇文章有著紮實的理論基礎和嚴密的認證，在黨內的同志中引發瞭很多好評，那麼鄧拓發表這篇文章前有沒有事先給毛澤東審閱呢，得到他的首肯呢？
具體的細節上已經無法考證瞭，當時毛澤東身在延安，加入是陜甘寧邊區報社刊發如此重要的文章，應當是會事先給他審閱的，但鄧拓在晉察冀根據地，當時鬥爭形勢十分復雜，各根據地之前的信息傳遞並沒有那麼順暢，這篇文章很可能來不及發給毛澤東審閱。
而且從後來毛澤東對待“毛澤東主義”一詞的態度也可見一斑，毛澤東本人堅決反對“毛澤東主義”這一提法，認為自己的思想還難以上升到主義的高度。
為何叫毛澤東思想，不叫毛澤東主義
鄧拓等理論工作者提出系統總結概括毛澤東的思想體系，並在黨內深入學習，代表瞭廣大黨員的心聲，因此，中宣部在1943年初，就比較鄭重地提出要宣傳毛澤東思想，這也引起瞭毛澤東本人的重視。
此時，毛澤東依然不願意中央去宣傳他個人名字命名的理論與思想，1943年4月，他給中宣部副部長何凱豐寫瞭一封信，在信中，毛澤東特別申明：
“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的時候；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隻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當做體系去鼓吹，因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
但毛澤東個人的謙虛表態，打消不瞭黨內樹立自己的思想理論旗幟的熱情，中國共產黨發展瞭二十餘年，走出瞭一條自己獨立的成功之路，也迫切需要在理論上加以系統總結。
1943年7月8日，延安的《解放日報》發表瞭王稼祥的長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的解放道路》，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說：
“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佈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
王稼祥寫作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提出瞭“毛澤東思想”的概念，這是與毛澤東共同商討的，這篇文章發表前也經過瞭毛澤東的批閱。
在討論這篇文章的內容時，毛澤東曾向王稼祥提議，黨的歷史是一部不平坦的鬥爭歷史，可以針對世界局勢和全中國的局勢，抓住幾個重點問題來談，要把總結經驗教訓作為文章的中心內容。
王稼祥在寫這篇文章前，曾就這些問題和毛澤東多次深入探討過，毛澤東也建議王稼祥把兩人以前交換過的這些意見，都寫進這篇文章中。
文章定稿後，王稼祥把文章交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對文章的主要內容沒有什麼大的修改，但他還是對其中“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主義”的提法有所保留。
毛澤東一開始，連“毛澤東思想”都不同意提，但是王稼祥反復陳述理由堅持，最後毛澤東同意瞭這個說法，但他堅持表示反對“毛澤東主義”的說法。
毛澤東認為，自己是馬克思、列寧的學生，怎麼可以跟他們並列，馬克思有馬克思主義，列寧有列寧主義，因此他認為不能提“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還表示，他沒有“主義”，他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因此，毛澤東跟王稼祥說，一定要在文章中以他的名字來提，那還是用“毛澤東思想”吧。
主席覺得，“主義”不能隨便提，但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因此提下“毛澤東思想”還是可以接受的，不過他仍然認為，作為一種思想體系，他還沒有成熟，這並不是他謙虛，而是事實如此。
經過這番商議，《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的解放道路》在《解放日報》第一版刊登，正式提出瞭“毛澤東思想”概念並加以系統性闡述。
王稼祥首次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經過瞭毛澤東的同意和首肯的，這也為日後“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正式以黨的文件形式規定下來奠定瞭基礎。
在文中，王稼祥表示，毛澤東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結合中國的具體現實及中共二十二年的實際經驗而形成的。
王稼祥分析瞭毛澤東思想，這不是簡單的書本抄襲與理論照搬，它區別於教條主義與主觀主義，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中國的共產主義， 中國的佈爾什維主義”。
王稼祥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二年歷史中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而形成的中國共產主義，“是引導中國民族解放和中國共產主義到勝利前途的保證”。
《解放日報》是當時延安黨中央的機關報，王稼祥這篇長文又發表在第一版，這裡面有著相當強烈的政治意義，這是毛澤東思想成為黨指導思想的輿論前兆。
在這之後，黨內的其他領導與理論專傢或撰文闡述、或著書立說，從各個方面研究分析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在此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的政治和理論概念，就這樣確定下來瞭。
1945年，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毛澤東選集》也在這一時期出版，在黨內把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和學習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毛主席的態度
雖然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瞭黨的指導思想，但毛澤東對這一提法的表態始終謹慎而又謙虛，他尤其不願意將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並列，或者將毛澤東思想升級為毛澤東主義。
當時的知識分子們，都經歷過“五四”時期，對“主義”一詞有著天然的膜拜，大多數人會覺得提“主義”就是很瞭不起的事，因而有些人認為“毛澤東思想”不如“毛澤東主義”氣派和響亮，有些人還覺得“毛澤東思想”還不足以顯示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上的理論貢獻。
1948年8月13日，華北大學校長、革命老人吳玉章給周恩來發瞭一封電報，說自己想在華北大學成立典禮上提出“要學毛澤東主義”、“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對於這樣的說法是否妥當，他請總理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後，賜以指示。
主席知道後，直接寫信給給吳玉章，再次明確地表示：“那樣說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什麼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麼‘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
“這裡說的‘中國革命經驗’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並列，說成什麼‘馬恩列斯毛’，這是錯誤的。”
“你的說法和這後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
主席在信中又再一次表明瞭不能稱毛澤東主義，不能跟馬列主義並列的態度。
1952年9月24日，當年提出過毛澤東主義的鄧拓，已經擔任瞭人民日報社社長，他把人民日報準備發表的國慶社論的提綱草稿送給毛澤東審閱。
草稿中，有“這證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主席特意將這句話中的毛澤東思想一詞刪去，他又把草稿中“毛澤東思想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一句，改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
關於他對草稿的批改，他還專門給鄧拓寫瞭一個批示：“此件已閱，可照這樣寫。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並提，並在宣傳上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
主席如此在意這些提法的差別，是因為他始終處於十分謹慎的自我審視中，這也表明瞭其本人對待“毛澤東的思想”宣傳的科學態度。
參考文獻：
《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思想”的提出及其反響》，《毛澤東研究》，2017年1月
《毛澤東眼裡的“毛澤東》，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