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曾在一次接受采訪中說，她有一次問父親：這輩子您和誰的關系最好？鄧小平想瞭想，答道：周恩來。我一直把他看作兄長。當然，還有你李伯伯、聶伯伯。我們是同志，是戰友，親如兄弟，勝過兄弟。
他始終是一個兄長
鄧小平曾公開表達過他對周恩來的看法。
1980 年，鄧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采訪時，深情地說："周恩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
鄧小平極少用這種帶有濃厚色彩的語言來表達對一個人的看法，也許周恩來是唯一例外。這充分表達瞭鄧小平的真實感情，也表明瞭兩人非同一般的友情。
鄧小平與周恩來從上世紀20 年代在法國勤工儉學時開始相識並相知，在之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裡，他們一直保持著親如兄弟的革命情誼。
無論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還是在風雲變幻的中央蘇區；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他們互相信任，親密合作，配合默契，並肩同行，相知甚深。
1922 年，一批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在法國巴黎成立瞭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時年24歲的周恩來當選負責支部工作的書記一職，鄧小平則做些協助周恩來的工作，同時負責擔負《少年》、《赤光》兩本雜志的編輯工作。
周恩來寫好的文章通常都會交給鄧小平進行刻版和印刷。
為瞭方便工作，兩人有半年的時間都住在一起。雖然每天隻能吃到白開水和面包，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兩位革命者的革命熱情。
周恩來和鄧小平雖然年齡相差六歲，傢庭背景和性格也有差異，但兩人卻不約而同地選擇瞭共產主義做為終生奮鬥的目標，義無返顧地走上瞭革命道路。
在法國，他們耳聞目睹瞭資本主義國傢制度的黑暗現實，認識瞭解瞭資本主義的本質，更加堅定瞭革命的理想。
兩人的再次重逢是在1928年1月。當時的周恩來，已經是黨的領導核心之一，擔負著處理黨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而鄧小平則擔任中央秘書長一職，負責協助周恩來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時隔4年之後，鄧小平和周恩來這一對革命者，仿佛又回到瞭當年在巴黎的時光。因為工作的原因，兩人幾乎每天都會碰面。
兩人的分工也很明確：中央機關的事務性的問題一般由小平處理，重大問題則由小平就向周恩來匯報。
周恩來對小平的工作能力十分滿意，倆人相處得也十分和諧。鄧小平與第一位夫人張錫援結婚後，這對新婚夫妻選擇與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同住在一幢樓上，兩傢相處得十分親密。
小平遇事果斷，處事得體，給周恩來留下瞭深刻的印象。所以後來中央開會討論派誰去廣西領導百色起義時，周恩來第一個站瞭出來，胸有成竹地說：“派鄧小平同志去！”
小平也沒有辜負周恩來這位兄長的期望，出色地領導瞭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創立瞭紅七軍、紅八軍及左右江革命根據地。
後來，小平奉命來到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一職。不久後，周恩來也離開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兩人又有瞭共事的機會。
在中央蘇區，鄧小平從曾被錯誤地劃為“毛派頭子”，是周恩來在關鍵時刻，出面保護瞭鄧小平。他和王稼祥提出將鄧小平調到總政治部工作，理由是“總政治部工作很需要這樣非常能幹的人。”
在周恩來的保護和支持下，小平一步一步地成長起來。遵義會議後，鄧小平擔任過北方局代理書記、129師政委、中原局書記、西南局第一書記等重要職務，解放後又被調到政務院擔任副總理。
如此頻繁的職務提升，固然有鄧小平本人才幹突出的原因，有毛澤東對小平的欣賞，但周恩來大力提攜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視的。
“我更欣賞鄧小平同志的‘舉重若輕’”
1952年8月，鄧小平擔任政務院副總理之後，與周恩來在工作中的配合極為默契，可以用“完美”一詞來形容。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提出"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傢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
鄧小平除瞭協助周恩來處理日常問題外，還分管鐵道、交通、郵電工作，又兼任中財委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部長一職，工作極為繁重。
為什麼要讓小平分管鐵路建設？周恩來說過：“在國傢建設初期，鐵路就成瞭國傢建設的開路先鋒，那裡沒有鐵路，那裡的經濟就不會有很大的發展。現在全國的鐵路才有兩萬餘公裡，太少瞭。要想克服經濟上的不平衡隻有修鐵路。”
周恩來這番話，既闡明瞭小平身上擔子的重大，也表達瞭對鄧小平的信任。
鄧小平兼任中財委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長，也是得力於周恩來的舉薦。
鄧小平上任後，制定瞭財政工作的六條方針，短短兩年後，便使得1954 年的預算執行中不僅沒有動用上年結餘，而且當年收支平衡，還有瞭16.05億元結餘。
周恩來在向毛澤東匯報時，用瞭“1954年是解放後財政工作日子最好過的一年”來評價小平的成績。
周恩來和鄧小平都是胸懷坦蕩的革命者，他們之間的理解和信任，堪稱人間楷模。
由於小平能力突出，毛澤東於是讓鄧小平多管些政府方面的事，非常瞭解鄧小平的德行和才幹的周恩來，馬上宣佈政府工作中關平戰略決策性的大事等以鄧小平為主，絲毫沒有任何想法。
而鄧小平則在權力大瞭之後，更加勤懇謹慎地工作，更加尊重周恩來。
周恩來從來不掩飾自己對鄧小平的欣賞。有一次會議間隙，薄一波問周恩來，對劉伯承和鄧小平的工作方法有什麼看法？
周恩來認真地說：“根據我多年的觀察，他們兩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鄧小平同志是‘舉重若輕’，伯承同志則是‘舉輕若重’。”
薄一波又問：“那這兩種工作方法您比較喜歡哪一種呢？”周恩來坦率地說：“我更欣賞鄧小平同志的‘舉重若輕’。”
1975年10月下旬，周恩來在北京301醫院進行瞭人生中的最後一次手術之後，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因此特地將鄧小平叫到跟前，當著在場人員的面大聲說道：“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
周恩來的這兩句話不僅是對鄧小平講的，更是對黨、對人民講的，這是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那他無比崇高的威望給予鄧小平的巨大支持。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鄧小平永遠失去瞭一位共同走過瞭風風雨雨半個世紀，情同手足的同志加兄長。
在周恩來的追悼大會上，他強忍住巨大的悲痛，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民為周恩來致悼詞，高度評價周恩來偉大、光輝的一生和他為中國人民所建樹的豐功偉績。
這個評價代表瞭黨中央，也代表瞭他個人對周恩來一生的深刻瞭解，和他對周恩來這位兄長逝世的惋惜與傷痛。
“你爸爸當時是個小胖子”
在鄧小平的女兒鄧榕看來，李富春伯伯、蔡暢媽媽和自己傢的關系更加非同一般，兩傢的長輩除瞭戰友之誼之外，還有傢人般的親情。鄧傢的孩子從小就和李伯伯、蔡媽媽有著親密接觸，所以對這兩位長輩更加難以忘懷。
李富春比鄧小平早一年抵達法國勤工儉學，兩人的友誼就是從法國開始的。
李富春比鄧小平大4歲，在赴法之前就已是一個有覺悟的熱血青年。所以到達法國後，李富春很快與李維漢等人發起瞭勤工儉學勵進會，積極組織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參加革命，自己則迅速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
1922 年，李富春與周恩來、趙世炎一起發起建立瞭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更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不久之後，蔡暢由趙世炎介紹加入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並在1923 年轉為中共黨員。
鄧小平是1923年加入旅歐支部，1924年轉為黨員的，從資歷上說，是李富春夫婦的“小弟弟”。
不過鄧小平與李富春、蔡暢的關系走得很近，鄧小平入團的宣誓，也是和蔡暢一起進行的。不僅如此，鄧小平還親眼見證瞭李富春、蔡暢在法國的相愛過程，可以說是兩人愛情的見證者。
從工作分工上來看，鄧小平與李富春都受周恩來直接領導，主持少共機關刊物《少年》的編輯和發行。兩人的分工明確，在巴黎戈德魯瓦街 17 號一個旅館的小房間裡，鄧小平負責刻蠟版，李富春負責編輯發行。
當時的條件非常艱苦，兩人白天要外出做工，隻能在晚上埋頭苦幹。但兩人仍然一直煥發著青春的活力，保持著樂觀向上的革命熱情。
在艱苦的革命歲月裡，幾位年輕的革命者既是親密無間的戰友，又是情濃於血的親人。
在當時那種環境下，能吃上一碗蔡暢煮的面條，對小平來說就是“打瞭一次牙祭”。解放後，蔡暢曾多次笑著對鄧榕和鄧楠說過：“你爸爸當時是個小胖子，他可愛吃我煮的面條瞭！”
隨著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鄧小平與李富春、蔡暢相繼回國，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國內革命鬥爭之中。但他們仍然一直互相關心、相互激勵和幫助對方。
長征開始前，中央的轉移名單上本來沒有鄧小平的名字。當時任總政治部代主任的李富春堅持把小平的名字加瞭進去。
我們不敢想象，如果把小平留在蘇區，小平同志會不會遭遇更大的危險，會不會為革命而犧牲？如果沒有瞭小平同志，我們就無法取得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中華民族的復興之夢，可能還要摸索很久！
親情，仍如在法國時期一樣深厚
1954 年 ，李富春和鄧小平同時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兩傢人都搬入瞭中南海，住在相鄰的兩座小院裡，成瞭比鄰而居的鄰居，兩傢人走動更加方便，關系也更加親密瞭。
工作之餘，小平夫婦經常帶著孩子們去李富春和蔡暢傢作客，對於孩子們來說，這是最開心的事瞭。雖然李富春工作的時候很嚴肅，但見到孩子們便會笑逐顏開，總是用濃重的湖南口音招呼蔡暢拿糖給孩子們吃。
李富春最疼愛小平的幼子鄧質方，每次看到鄧質方，總是喊他的小名“飛飛”。由於湖南口音比較重，在鄧榕姐妹們聽起來，李伯伯喊弟弟的名字特別像是在喊“灰灰”，為瞭這個，孩子們沒少“抗議”：“他叫飛飛，不是灰灰！”
在擔任副總理期間，鄧小平和李富春經常結伴出巡，走遍瞭祖國的大地。在很多問題上，兩人有著許多共同的認識和看法。
兩人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一起主持全國的計劃工作和財經工作，組織編制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參與國民經濟建設的一些重大方針政策的制訂，協助周恩來制定瞭“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戰勝瞭當時的嚴重經濟困難，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作出瞭卓越貢獻。
1975年李富春逝世後，鄧小平代表中央為這位兄長主持瞭追悼會並致悼詞，對李富春的一生進行瞭高度評價。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提出要抓緊解決組織路線問題，做好“接班人”工作。
蔡暢十分支持小平的看法，認為不能讓老人、病人擋住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如果這樣，不隻是四個現代化沒希望，甚至關系到是否亡黨亡國的問題。
1980年，蔡暢向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遞交瞭一封辭職信：“我衷心擁護幹部制度的改革，我希望從我們這一代人開始，徹底根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
她用自己的行動支持瞭小平同志這個弟弟的改革，為推進新老幹部的交替作出瞭表率作用。
1980年5 月，是蔡暢的 80 歲大壽。小平夫婦帶著全傢祖孫四代，去給蔡暢祝壽，小平親手給瞭這位親愛的大姐獻上瞭一束鮮花。近 60 年的歲月過去瞭，他們的親情，仍如在法國時期一樣深厚。
72年的革命友誼
如果單從交往時間上來看，在三位戰友中，鄧小平和聶榮臻交往的時間最長，達到瞭72年。
鄧小平和聶榮臻的深厚情誼，始於1920年的法國。那是鄧小平第一次踏上這塊異國他鄉的土地，可以說是人生地不熟。而早他一年來法國的聶榮臻，既是他的老鄉，也是對他照顧最多的兄長。
小平和聶榮臻都是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一個負責少共機關報的編輯、刻板和油印工作，另一個則擔任旅歐社會主義青年團訓練部副主任，兩位四川老鄉在工作中結下瞭非同一般的友誼。
在法國的那兩年，聶榮臻對小平很是照顧，但兩人工作分工不同，工作上的交集卻不是很多。兩人真正在一起共事，是在長征路上。
長征路上，鄧小平被中央調到紅一軍團擔任政治部宣傳部長，受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的直接領導。兩位四川老鄉就這樣又走到瞭一起。
據曾在一軍團政治部工作的梁必業將軍回憶：“長征路上，我們宣傳部在小平同志的帶領下，一路不停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宣傳抗日的道理。
這些宣傳材料，都是小平同志親自編寫，聶帥審閱的。許多同志正是讀瞭這些材料後，把自己參加革命的樸素階級覺悟逐漸上升到瞭理性覺悟階段。”
在紅一軍團工作時，鄧小平曾得過一場非常嚴重的傷寒病，生命幾近垂危，令聶榮臻非常著急。
正好此時張學良派人送來兩車慰問品，聶榮臻當即決定把這些慰問品中的罐裝牛奶全部留給鄧小平。正是這些牛奶，才挽救瞭小平的生命。
1952年，鄧小平就任政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則擔任代總參謀長，主持總參謀部的工作。一天，勞累過度的聶榮臻突然暈倒在辦公室裡，不得不暫停工作去養病。鄧小平非常關心聶帥的病情，多次前去探望。
聶榮臻的健康狀況好轉後，鄧小平知道聶榮臻閑不住，於是代表中央向聶帥提出三個方案：一是分管科學技術工作；二是當北京市長；三是主管國防工業和部隊裝備。
聶榮臻對小平說：“科學技術工作我很感興趣。我們國傢也迫切需要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可能的話，請中央決定。”
歷來果斷、幹脆的鄧小平當即表示：“那就這樣定瞭！”不久後，聶榮臻果然出任主管科學技術工作的副總理一職。
聶榮臻也不負眾望，主管科技工作後，制定瞭“科學十四條”。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第一個上升到國傢層面的較為完善、系統的科技政策條例，在當代中國科技政策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
除瞭工作上的交集之外，鄧小平和聶榮臻這兩個親如兄弟的革命戰友，平時的來往也很頻繁。
每天晚飯後，聶榮臻和張瑞華夫婦總喜歡約上鄧小平和卓琳一起去散步。小平傢的孩子們放學後，總喜歡鉆進聶榮臻的傢裡，去“偷”聶伯伯傢葡萄架上的葡萄......
1991年12月19日，是聶榮臻的92歲生日。卓琳帶領孩子們去向聶榮臻祝賀生日，向聶榮臻獻上瞭一束鮮花。
花束的飄帶上是小平同志親筆寫下的祝福：“祝榮臻同志健康長壽1 鄧小平、卓琳率全傢。”躺在病榻上的聶榮臻接過瞭鮮花，拉著孩子們的手，深情地向他們講述自己同鄧小平在革命生涯中那些同舟共濟的戰友情誼……
“小平同志瞭不起！”
1992年，鄧小平發表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南巡講話後，身患重病的聶榮臻十分激動地說：“小平同志瞭不起！按照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我國的改革開放就會有更大的發展！”說完，聶榮臻讓秘書取來錄音機，錄下瞭一段話：
“我入黨70年，始終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而奮鬥。我相信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堅信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十分正確的。我非常贊同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我很想多看一看幾十年來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的喜人形勢，也很想多聽一聽祖國科技事業振奮人心的好消息……”
在鄧小平革命的一生中，這三位志同道合的革命摯友與兄長與他一起，為瞭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瞭中華民族的復興大定，相互支持，相互鼓勵，奮鬥一生，令人羨慕無比。
我們在牢記他們的光輝業績的同時，是不是也要學習他們之間這種一心為公的、純粹的革命友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