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71年10月25日的聯合國大會上，由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傢提出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議案。這個草案是以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為首同眾多成員國一起提出的，稱為“兩阿提案”。
對此，毛主席曾說：“我們這是被非洲黑人兄弟抬著進聯合國的啊！”
1949-1969年，新中國成立的前二十年，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關系曾經非常要好。中國即使在新成立初期國內經濟拮據時，仍然堅持十多年援助瞭阿爾巴尼亞。
然而，1969年，我國外交官耿飚的被派到阿爾巴尼亞後，看到當地現狀非常生氣，他寫瞭一封信寄給當時的國內領導人。
信中耿飚指出阿爾巴尼亞對中國援助的東西隨意浪費，這些東西在國內大傢都不舍得用。耿飚說阿爾巴尼亞人從來沒有“借東西是要還的”的意識。鄧小平瞭解後，立即決定叫停對阿援助。
溫暖的開始：親如哥倆，互相扶持
20世紀50-70年代，是中國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傢阿爾巴尼亞結緣的開始。
阿爾巴尼亞曾經屬於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中國和阿爾巴尼亞結緣始於共同的意識形態。
那麼，阿爾巴尼亞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傢？
1946年1月11日，正式宣佈為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1949年11月23日與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建立瞭外交關系。
從那時開始，兩國之間開始瞭良好往來。阿爾巴尼亞其實是一個東歐小國。它位於歐洲巴爾幹半島西部，西瀕亞德裡亞海，面積28700平方公裡，常駐人口283萬。
作為一個小國，阿爾巴尼亞的經濟條件一直不好，當時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比起蘇聯和中國等大國處於相對弱小的地位。
1954年，中國開始瞭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計劃，財政部長李先念訪問瞭阿爾巴尼亞簽訂瞭給阿國提供貸款的協定。中國向阿國提供5000萬盧佈的長期貸款，並提供麻繩、糖、絲織物、錫、大米和小麥等物資援助。
1961年，中阿兩國關系進一步升溫。當時，蘇聯停止瞭對阿爾巴尼亞的所有援助，阿國經濟驟然陷入困難，這時中國擔起瞭填補援助缺口的角色，對阿援助不斷加大。
而阿爾巴尼亞對中國的回饋則更多來自外交方面的支持。新中國成立之初，不少國傢對於和中國建交一般都持觀望態度，但阿爾巴尼亞卻沒怎麼猶豫，是第一批與中國建交的國傢。建交之後，中阿兩國領導人也一直有著良好的互動。
阿爾巴尼亞的黨政領導人霍查、謝胡、巴盧庫曾多次到中國參加有關會議和慶典，以行動支持中國。同時，阿爾巴尼亞也在中國反蘇和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兩方面起到瞭關鍵性的作用。
尤其是“兩阿提案”，在中國和阿爾巴尼亞的關系之間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緬甸、南斯拉夫等23個國傢提出瞭“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的議案，這個提議又被稱為“聯合國2758號決議”。
在提案中，阿爾巴尼亞等國要求聯合國恢復中國的一切權利，把蔣介石等人從聯合國及其所屬的一切結構中所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雖然過程艱難曲折，但中國在聯合國應有地位得到瞭恢復。這是中國外交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
阿爾巴尼亞既是發起國也是堅定地站在中國這一方的國傢。兩阿提案之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毛澤東主席還發去瞭賀詞。他不吝贊美之詞，把阿爾巴尼亞稱為“歐洲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明燈”。
毛主席還借用古詩“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來形容中阿兩國的關系，並稱“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但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
除此之外，在中蘇關系惡化時期，一些原本交好的國傢保持沉默，隻有阿爾巴尼亞明確而堅定地站出來支持中國，這對於飽受孤立之苦的中國而言顯得尤為可貴。
也正因為上述原因，盡管當時中國的經濟條件並不樂觀，但身為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中流砥柱，中國還是堅持為“老弟”阿爾巴尼亞提供援助。
據統計，1954年以來，中國政府給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一公頃地可達400公斤。
當時阿爾巴尼亞全國總人口200萬，中國的資助累積可達到平均每人4000多元。要知道，在當時4000元人民幣可絕對不是個小數目。
兩國親如哥倆的關系可見一斑。
意外的轉折：耿飚訪阿，真相揭開
也許，再好的感情背後都會有一點裂縫和陰影。誰也沒想到，1965年成瞭中阿關系轉折的開端。
同年5月，中阿關系正是如膠似漆的時期，周恩來決定向阿爾巴尼亞派出第一位外交使者，便於兩國之間進行更加深入的交流。
在物色人選時，周恩來看中瞭耿飚。
耿飚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駐外大使，也是一個非常傳奇的羅賓漢式的人物。新中國成立前，他是一名武將。作為紅一軍團第一師參謀長，他率部參與過四渡赤水、南渡烏江，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戰役。
新中國成立後，耿飚走向瞭外交崗位，在去阿爾巴尼亞之前，耿飚在中國駐瑞典王國做外交大使，還當過芬蘭、丹麥、巴基斯坦的大使，外交經驗非常豐富。
周恩來正是看中瞭耿飚能文能武又經驗豐富的特質，想要讓阿爾巴尼亞感受到中國對阿的重視和尊重。
“加強團結、友好合作，增進友誼，並肩作戰”，這是周恩來交給臨去阿爾巴尼亞前的耿飚的中央對阿方針。
想不到，耿飚懷抱著這樣的善意去往阿爾巴尼亞後，感受到的卻是震驚與失望。
1969年5月16日，耿飚作為中國新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抵達瞭阿國首都地拉那。映入眼簾的不是欣欣向榮的建設，而是遍地拖拖拉拉做到一半的工程項目。
中國援助的化肥，被雜亂無章地堆放在地裡，聽任風吹雨打而無人過問。
耿飚感到不對勁，但他沒有立即聲張，而是做瞭深入的調研。
他發現，阿爾巴尼亞拿到中國的援助後並沒有把這些物資落到實處，相反，浪費非常嚴重，而化肥隻是冰山一角。整體來說，阿爾巴尼亞在經濟建設方面，求大求全，戰線拉得過長，非生產項目建設過多。
在國傢剛剛起步的階段，沒有穩抓生產，提供產能，而是在非生產建設項目上投資過多，占到瞭總投資的25%。
按照阿方的五年規劃，全國要增加4.6萬名技術工人和普通工人才能實現。而當時阿爾巴尼亞隻有200萬人口，如果突然增加近5萬勞動力，簡直是天方夜譚。
此外，阿方要求中國援建電視臺時說，計劃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這遠遠超出瞭當時阿爾巴尼亞的經濟發展水平，屬於不切實際的超水平消費情況在當時的中國，連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黑白電視機都很少見。
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簡直到瞭予取予求的地步。
20世紀60年代，中國因為缺糧曾從加拿大進口瞭大批小麥。原本這幾艘船已經在大西洋航線上，準備駛往中國。
可是因為阿爾巴尼亞政府的請求，中央決定把小麥資助給阿爾巴尼亞。接到命令後，這幾艘船立刻改變瞭航向，最後在阿爾巴尼亞的港口卸下瞭全部小麥。
而阿爾巴尼亞，面對自身的浪費也並無反思，甚至是變本加厲。他們把對中國的援助看成瞭理所應當。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霍查這樣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霍查把兩國的關系比作兄弟，中國是哥哥，阿爾巴尼亞是弟弟。弟弟向哥哥求幫助是理所應當，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實地調查得越多，耿飚就越憂慮。這些不合理的援助要求沒能提升阿爾巴尼亞的經濟，又加重瞭中國自身的負擔。
如果我國對阿爾巴尼亞的要求繼續有求必應，就像是在養著一個無底洞，無疑加重瞭本就並不富裕的經濟負擔。
但當時國內對阿爾巴尼亞的現狀並不瞭解，還以為兩國親如兄弟。如果耿飚說出實情，說“歐洲社會主義明燈”的壞話，無疑會帶來極大的風險。
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耿飚決定堅持初心，從為國傢好的角度出發，甘冒風險，說出實情。
耿飚寫瞭一封言辭懇切的信，他詳細在地信中反映瞭上述情況，並提出瞭自己的意見。
耿飚認為，中國對阿爾巴尼亞援助出發點是好的，是為瞭幫助阿爾巴尼亞搞好經濟建設，可惜實際效果卻並不好。這不但沒有使他們的經濟得到發展，反而助長瞭他們的傲慢、懶惰和依賴思想。
無論是國傢還是個人，在互相援助時都要註意兩點：一是援助方要量力而行，二是要雙方要結合實際需要，把援助效果做到最大化。
艱難的決定：幫是情分，不幫是本分
信很快被送到中央。這得到瞭很多人的認同，喬冠華、李先念都支持耿飚的想法。
毛主席、周總理、鄧小平等人瞭解到真相後開始思考該如何改變這兩國現狀。
1969年，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訪問阿爾巴尼亞，考察現狀時李先念直接發問阿爾巴尼亞的領導人：“你拿我們這麼多東西，打算什麼時候還？”
想不到他們的回答和耿飚在信裡寫的一樣，根本就沒考慮過還的問題。
在阿爾巴尼亞中南部訪問時，阿爾巴尼亞的領導人謝胡言談間幾乎句句都在暗示要中國的援助。
阿爾巴尼亞想要擁有自己的“鞍鋼”，有自己的工業體系，這都離不開中國的設備和材料。
當時國內對是否應該援助阿爾巴尼亞已經產生瞭動搖。身為外交官，一貫溫和的李先念面對此情此景，不由得直接發聲：“你們計劃你們的需要，我們考慮我們的可能。”
但同為社會主義國傢的情誼和中國困難時期阿爾巴尼亞的支持，令中央決定暫時還是保持援助，不能立馬抽離。
1974年10月，阿爾巴尼亞沒能意識到關系的緊張，反倒直接提出在阿爾巴尼亞實施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想要中國提供約50億人民幣的經濟援助。
外交官伍修權曾心痛地說，“中國人慷慨呀，這時中國正經困難時期，這樣的援助還應該繼續嗎？”
最後我國的回復是，我國感到力不從心也不利於阿爾巴尼亞自力更生地發展國民經濟，決定少給一些援助，隻給10億元的貸款。
阿方對此很不滿意。
從那以後，阿爾巴尼亞在外交上對中國的態度發生瞭微妙的變化，政治上加劇瞭反華的傾向。他們公開宣稱毛主席的三個世界理論是在宣揚種族主義。
終於，在各方面因素的積累下，鄧小平上任後，果斷叫停瞭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
鄧小平一向以果斷強硬著稱。在歸還香港一事上，面對鐵娘子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他堅持宣稱，主權問題不能談判。但可能鮮為人知的是，復出後執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鄧小平同志在外交領域采取瞭第一個重大決策和斷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對阿爾巴尼亞停止援助。
當時是1978年，正值改革開放，鄧小平及黨和國傢的其他領導人決定要捂緊中國的錢袋子，不能再無償且費力不討好地支援其他國傢瞭。
當時我國算瞭一筆賬，截至到1978年，一個小小的阿爾巴尼亞，竟然無償花掉瞭中國100多億人民幣。
緊接著，外交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由餘湛副部長主持，聯合外經部一起做瞭一份詳盡的關於對阿援助的報告。
報告指出，阿爾巴尼亞近幾年對中國由影射攻擊發展到公開反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仍然繼續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瞭大量的援助。
但阿爾巴尼亞以怨報德，不斷刁難，設置障礙，甚至表現出中國懷有損害阿爾巴尼亞經濟的蓄意圖謀。
報告認為：“社會主義明燈”已經熄滅瞭，其分量、作用就那麼一點點。從全球戰略考慮，我們下決心甩掉這個無足輕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裡的石頭。
1978年7月7日，中方公佈瞭外交部照會，這次會議內容標志著鄧小平同志順應民心，正式叫停瞭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
作為答復，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和阿部長會議於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
該信標志著中阿關系的公開破裂。在後來的歲月裡，兩國關系就是霍查所說的“隻是形式上的外交關系瞭”。
霍查本人不顧帶病的身軀，親自披掛上陣，對中國當時的內政外交進行全面攻擊、全盤否定。這種翻臉不認人的嘴臉，令人唏噓。中阿外交歷史畫上瞭一個不完滿的句號。
結語
通過這件外交事件，我們不難看出，在國際外交局勢上，延續中國傳統的以德報怨是很難做到利益最大化的。單方面的付出是很難長久的。即便有良好的獲利前景，如果雙方的利益分配存在明顯的不對等的話，援助方的信心和承諾都會大打折扣。
而另外一方面，國際格局決定國傢行為。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離不開國際環境的影響，也離不開中國國傢領導人對國際局勢的判斷與認知。
進入21世紀，中國開始聯合東歐的一些國傢一起推進海上絲綢之路，這時中國和阿爾巴尼亞的外交活動又開始頻繁起來。這幾年，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更註重培養技術和管理人才。
說到底，援助隻是一種手段，國傢仍需自立自強。而國與國之間隻有實現共同發展和互惠互利才能促進兩國關系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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