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和周小舟閑談時自己坦言:我這人,40歲以前肝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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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11日,在廬山上,毛主席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和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周惠進行瞭一次很別致的推心置腹的談心,大傢就目前的經濟形勢,國傢財政困難,農民吃飯難等問題暢所欲言。

毛主席吸著煙,很認真地聽,並且引經據典、借古喻今,談話的氣氛很寬松,話題也漸漸深入。

怒火潑向親兄弟,隻因工作和百姓

毛主席和周小舟閑談時坦言:“我這個人,40歲以前肝火大。”

那麼,毛主席四十歲之前的肝火,是些什麼情況?

毛主席有一個與他相差12歲弟弟,那就是毛澤覃,兄弟二人關系非常密切,毛澤覃13歲就跟在大哥毛主席的身邊求學,多年來受到他無微不至的照料和教育,所以受毛主席影響最大,後來跟隨兄長走上革命道路並肩作戰,正因為如此,毛主席對他的要求也尤其嚴格。

在毛主席的教育和影響下,毛澤覃的思想進步很快,他很快接受瞭革命思想,1921年就加入瞭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3年就加入瞭中國共產黨。

毛澤覃和大哥長相相似而且性情也相近,兄弟倆感情十分深厚,但在群眾利益面前,毛主席發火時可不會顧及兄弟情面。

毛主席對毛澤覃既嚴格要求又放手讓他幹革命工作,毛澤覃留在井岡山後,毛主席先是派他從事地方建黨活動,隨後又派他去搞土地改革試點。

1928年6月,毛主席召集井岡山周圍各縣黨的負責人會議,總結、交流土地改革的情況和經驗,要求大傢除口頭匯報外還要交出書面報告,其他負責人都按要求上交瞭書面報告,就毛澤覃,隻有口頭匯報,沒有交出書面報告。

毛主席問他:“為什麼不交書面報告?”

毛澤覃回答:“沒有時間寫。”

毛主席進一步問他:“為什麼會沒有時間寫,幹什麼去啦!”

毛澤覃提高嗓門回答:“我每天幹什麼都要向你報告嗎?你每天什麼都要管呀!”

你一言,我一語,雙方杠來瞭,毛主席發火瞭,斥責道:“父親不在,長兄為父,教訓你我有責任。”並隨手拿起一根小棍要打他。

還有一次,在1930年的一天,毛主席在去和豐縣君埠的路上,遇見兩個紅軍戰士押著一個青年在前面走,後面一位老婦人一邊跌跌撞撞地追趕一邊哭泣,毛主席趕忙瞭解情況,原來是毛澤覃所在部隊在搞“擴紅”,頓時怒不可遏。

當晚,毛主席在弟弟的辦公室對其進行瞭批評,兄弟二人為白天的事爭辯的很激烈,毛澤覃說自己並不知道這件事情,毛主席認為弟弟在狡辯,氣憤地向弟弟揮起瞭拳頭。

毛澤覃一見哥哥想要打人,也火大瞭,大聲吼叫:“這是革命隊伍,不是毛氏祠堂!”

毛主席一下子頭腦清醒瞭,慢慢放下舉起的拳頭,等到兩人都平靜下來後,就這件事作瞭細致的討論安排。

第二天,毛澤覃很快糾正瞭部下在“擴紅”中所犯的錯誤,並且很快找到那位被“擴紅”的青年,誠摯地向他賠禮道歉,還親自把他送回傢去,老太太看見兒子毫發無傷的回來瞭,欣喜若狂,毛澤覃又向老人傢作瞭檢討。

在中央蘇區工作時期,毛主席對弟弟工作中出現的差錯,多次進行嚴肅批評,每當毛主席指出弟弟的問題時,也會說:“共產黨不是毛氏宗祠,不要以為是兄弟關系我就放你一馬而庇護你。”

“潤菊(毛澤覃的字)很聰明,膽量比我還大,可惜啊,不到30歲,便為革命獻出瞭年輕的生命,”後來毛主席曾對親屬說,“記住澤覃是為革命犧牲的,他的精神不朽值得我們活著的人思念。”

再動肝火直指衛生部,群眾受益代代傳

既然毛主席說自己四十歲以前肝火大,那麼四十歲以後呢?

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後,毛主席給黨外民主人士和老百姓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不發脾氣,做事一心為人民考慮,但一旦工作人員的工作損害人民利益或不為百姓著想時,毛主席發起脾氣來同樣讓人害怕。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就極為罕見地發怒瞭,怒火直指衛生部。

舊時代的農村,缺醫少藥,農民生病瞭根本就治不起或沒地方治,隻能自己扛著,小病或許就過去瞭,要是不幸得瞭什麼大病,那就隻能自認倒黴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農村走出來的毛主席十分重視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問題,人民政府也千方百計想辦法,采取過很多措施來解決問題,但是都收效甚微,沒法從根本上解決廣大農村中農民長期缺醫少藥看病難的問題。

毛主席認為發展中醫對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問題比較簡便易行,因為中醫需要的醫療器械相對少,行動靈活方便,而且很重要一點中藥價格不貴,更何況有些中藥還可以就地取材或想辦法種植,於是做出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整理,提高。”

但新的問題又來瞭,大批量地培養中醫,需要的時間相當長,一些學有所成的中醫大多又留在城市醫院裡,這樣一來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還是沒有改變。

那時,毛主席也曾多次指示和組織城市中的醫院組成醫療隊,巡回下鄉為農民治病,但事實上,由於醫療隊人數有限,所以仍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聽取衛生部長錢信忠匯報工作,錢部長說:全國目前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90%高級醫務人員在城市工作,其中70%集中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的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也是城市占大頭75%,農村僅僅占25%。

毛主席一聽勃然大怒,面容嚴肅地站起來,嚴厲地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瞭!”

緊接著又說:“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要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這就是非常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一個多月後,毛主席召見錢信忠等人,討論培訓農村不脫產的衛生員的事,毛主席說:

“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瞭城市,可中國有五億多的農民。”

“醫學教育要改革,高小畢業生就夠瞭,根本用不著讀那麼多書,主要是在實踐中學習提高,把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和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

“城市裡的醫務工作者,應當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很快傳達貫徹到全國,各地衛生局要求各公社診所組織培訓“半農半醫”,各診所請醫院的大夫來授課,有的還組織到醫院去實習。

大批醫務工作者從城市到瞭農村,舉辦赤腳醫生學習班,赤腳醫生學習班結束後回到各大隊醫務室,改善本地的醫療狀況,為本地村民服務,方便周邊村民看病就醫。

於是掙工分的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就出現在全國農村的各個角落。

1968年9月,當時中國最具政治影響力的《紅旗》雜志發表瞭一篇以《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改革的方向》為題的文章, 《人民日報》於9月14日刊載,毛主席讀後,在文章眉頭上欣喜地寫道:“赤腳醫生就是好。”

《文匯報》等各大報刊隨後紛紛轉載瞭這篇文章,就這樣“赤腳醫生”這一名稱也迅速傳遍瞭中國。

赤腳醫生也留下瞭很多值得謳歌的人物事跡,王樹忠先生曾寫過一篇題為《時代的凱歌—記赤腳醫生王樹善》的文章。

在20世紀70年代原沿河城公社獅子溝的上德水村,王樹善在1965年剛滿15歲時便被派到大醫院進修,通過學習醫學水平提高很快,在掌握瞭常見病的治療方法後,回村當瞭赤腳醫生。

此後他的藥箱不離肩,白天下地勞動、看病,晚上在煤油燈下苦讀醫書,經常學到半夜,他還拜中醫為師學會診脈、針灸等技能,他非常勤快,不分晝夜地奔走在附近的6個小村和沿河城火車站,哪裡有病人他就出現在哪裡,鄉親們親切的稱他為‘小華佗’。

全國絕大多數“赤腳醫生”都像王樹善一樣,既是為當地百姓看病的醫生,也是掙工分的農民,他們大多數談不上科班出身,沒有多高的醫技水平,也很少有深造學習的機會,但都是“全科醫生”。

在農村,老百姓生病受傷時,他們都得接診治療,一要能處理、會治病,一般不開大處方,隨看隨治,既要會中醫的望、聞、問、切,還得會西醫的問、觸、叩、聽。

二要千方百計地節省醫療成本,能針灸解決就不用藥,能偏方解決就用偏方,再者就是自力更生,解決部分藥源,自采、自種、自制、自用,當時人們稱之為 “四自”精神,原則就一條:能治病、治好病就行,不僅農村合作醫療這樣做,城市大醫院也這樣做,風行全國。

赤腳醫生們並不蠻幹,利用自己熟悉農村的便利條件,參照《常用中藥材·圖譜》《北京中藥材手冊》等書籍,把山上采回來的中藥材,分門別類地遵照相關規定進行清洗、晾曬、切片制成飲片保存使用,有的還按照古書《雷公炮灸藥性解》經過炮制才保存使用。

有些根莖類藥材,如河北大黃、柴胡等,他們心疼新鮮藥材切片晾曬時會隨水分蒸發跑掉一部分藥性導致療效降低,所以寧可費點力氣,也要整根晾幹後再切,實在切不動,有的醫務室請鐵匠打制瞭專用鍘刀。

有些中藥材本地沒有或很少,但是可以種植栽培的,他們就按照《中草藥栽培手冊》自學和摸索種植技術,搞來種子便自己種,像板藍根、大青葉、生地、山藥、紅花、黃芪、薏米這些都有種植過。

赤腳醫生還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等書籍和別人的經驗,按中藥方熬制預防流感湯供村民取飲,以蒸餾法自制清洗傷口的蒸餾水,以滲露法制作十滴水等,多數效果較好。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當時的赤腳醫生們身上得到瞭最好的體現,老百姓在他們身上隻聞到瞭泥土和藥的芳香,絲毫沒有銅臭味,所以那時的醫患關系是非常的和諧。

也正是毛主席作出“六.二六指示”,國傢開始大力培養“半農半醫”式的農村醫生,奠定瞭醫療隊伍基礎,於1969年之後,農村地區的“大隊醫務室+赤腳醫生+合作醫療”模式才如如火如茶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

農村合作醫療以保健醫社和衛生合作社的形式在1944年的陜甘寧邊區就已出現,但處於萌芽階段,機制不夠完善,受益面也不廣。

到1955年農業合作化達到高潮,衛生部肯定瞭“合醫合防不合藥”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使得農民在看病時藥費自理,免收服務費、預防保健費,並逐步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1959年11月,全國農村衛生工作會議在山西省稷山縣召開,正式肯定瞭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在20世紀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這個制度與農村大隊醫務室和“赤腳醫生”緊緊綁在一起伴生伴長,“合作醫療”的模式,找到瞭解決農村看病難問題的鑰匙,於是很快便發展起來並閃現瞭特別耀眼的光芒。

進入21世紀以來,作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一部分,國傢在廣大鄉鎮農村推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

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和農民自願參加,政府、集體、個人多方集資,以大病統籌、一老一小等形式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采取個人繳費、集體扶持和政府資助的方式籌集醫療資金,相對於20世紀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人們稱之為“新農合”。

2002年10月,中央明確提出各級政府要積極引導農民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2009年,中央作出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要戰略部署,確立瞭“新農合”作為農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的地位。

正是毛主席的大動肝火,一錘定音,全國各個角落裡的千千萬萬的農民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也得到瞭急需的醫療服務,農村極大的改善缺醫少藥狀況;也使現在幾億的農民都能享受到“新農合”保障。

中國的老百姓永遠不會忘記我們敬愛的毛主席曾經為瞭廣大群眾的身體健康費盡心思,事實上也從沒有忘記過。

參考文獻:

忽培元 《長河:馬文瑞與新中國建設》 2015年

王敏玉 《毛澤東的情感世界》 2016年

林楓 《我眼中的領袖們》 1999年

政協北京市門頭溝區學習與文史委員會 《京西醫藥文化》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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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2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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