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女生隊學員趙一曼，和另外一些青年黨員被組織上安排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從上海到莫斯科路途遙遠，為瞭在路上能更好地互相照顧，組織上將這批青年黨員按每 10 人編為一個小組。趙一曼所在的小組，組長是一個名叫陳達邦的年輕人。
來自湖南長沙的陳達邦比趙一曼大五歲，他有個妹妹名叫陳琮英，是我黨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的夫人。
一、
趙一曼等人乘坐的輪船在海上遇上瞭風浪，船體顛簸得特別厲害，趙一曼暈船暈得死去活來，不停地嘔吐。一路上陳達邦為趙一曼端水遞藥、擦拭污物，將雞蛋搗碎放在粥裡，一口一口地喂給趙一曼。
有時遇到海浪稍稍平穩時，輪船沒那麼顛簸的時候，陳達邦就給趙一曼講故事，分散她的註意力，讓她不再那麼難受。
過瞭好幾天，海上的風浪終於平息瞭。身體漸漸好轉的趙一曼這才註意到，一直照顧自己的陳達邦，原來是一位如此儒雅俊朗的男青年。
兩人一路上聊瞭很多，相似的身世和共同的革命信仰，讓這一對出生富裕傢庭，卻寧願為瞭救國救民而踏上革命道路的年輕人的心，越走越近。
趙一曼對陳達邦一路上對自己的照顧看在眼裡，心裡不由得產生瞭對這個男人的好感。
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後不久的一天下午，趙一曼正獨自一人坐在校園裡一棵白樺樹下背誦俄語時，忽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喲，真用功呢！”
趙一曼回頭望去，隻見陳達邦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的面前。趙一曼有些不好意思：“我這人腦子比較笨，不努力的話，怕俄語水平跟不上大傢啊！”
陳達邦莞然一笑：“你太謙虛瞭！這樣吧，以後學俄語有什麼困難，你來找我好瞭！”
從那以後，莫斯科中山大學校園裡那棵白樺樹下多瞭一對青年男女的身影。沒有課的時候，趙一曼和陳達邦便在這裡席地而坐，討論學習上的問題，也聊起各自傢鄉的風土人情，以及自己的理想抱負。
1928 年4 月，經組織批準，陳達邦與趙一曼在莫斯科舉行瞭簡樸而熱烈的婚禮。
不久之後，趙一曼懷孕瞭。本來身體就不好的她，妊娠反應特別強烈，加上不適應莫斯科寒冷的冬天，經常犯病。
每次犯病，陳達邦都要請假照顧她，學習上也受到瞭一點影響。為瞭不拖累丈夫，趙一曼做出瞭一個決定：自己先行回國！
陳達邦知道妻子的想法後，罕見地發瞭一次火。趙一曼等丈夫發完火，拉著丈夫的手溫情脈脈地說：“你以為我舍得離開你嗎？可是黨是派你來學知識的，不是來伺候我的呀！你放心，回國後我能照顧好自己！”
1928年底，趙一曼獨自一人離開莫斯科回到國內。次年2月，她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取名陳掖賢，小名“寧兒”。
陳達邦得知趙一曼生瞭個兒子，非常高興，但他暫時卻不能回國，因為他剛被組織安排瞭一項任務：負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印刷業務。
後來，陳達邦又被組織上調到巴黎，主持《救國日報》的印刷業務。
二、
為瞭革命事業，寧兒在很小的時候，便被趙一曼放在一位親戚傢中寄養。而她則受黨組織派遣，前往東北開展抗日鬥爭。
在東北，趙一曼組織領導瞭哈爾濱電業工人反日大罷工，又在珠河兩岸地區發動組織瞭婦女救國會，成瞭日偽軍的“眼中釘”。
1935年，趙一曼受組織委派，擔任瞭東北抗日聯軍三軍二團政委。她率領這支部隊活動於黑隆宮、秋皮屯及關門嘴子等地，多次打擊日偽軍，打瞭不少勝仗。
1936 年，趙一曼的第二團在珠河地區遭到日偽軍的伏擊，全團僅有十幾位同志突圍而出，其他大部分同志都犧牲在瞭這片黑土地上。戰鬥中，趙一曼腿部受傷，不幸落入敵人之手。
趙一曼被捕後，頂住瞭敵人的嚴刑拷打，始終堅貞不屈，沒有泄露半點黨的機密。敵人見趙一曼已經被打得奄奄一息，怕她死瞭就問不出抗聯的秘密，於是將她送到哈爾濱濱江公路濱江醫院進行搶救。
在住院治療期間，趙一曼利用她的凜然正氣，策反瞭照顧她的護士韓勇義和監視她的警察董憲勛，在一個大雨滂沱的雨夜，這兩人偷偷地將趙一曼送出瞭醫院，朝我遊擊區奔去。
不幸的是，趙一曼逃出醫院不久，就被敵人發現瞭。敵人開著汽車緊追不舍，在離我遊擊區不僅 20 裡的老山頭附近，趙一曼再次落入瞭敵人的魔掌。
這一次，敵人也知道趙一曼不可能出賣組織和同志瞭，於是決定把她押往珠河縣當眾殺害，以震懾那些敢於反抗他們的革命者。
在被押往珠河的火車上，趙一曼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她不怕死；但作為母親，她還有份舍棄不掉的牽掛。於是在火車上，她給兒子寫下瞭一封信：
“寧兒：母親對於你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瞭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瞭犧牲的前夕瞭。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沒有再見的機會瞭，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這封信隻有寥寥百餘字，卻充滿瞭趙一曼對兒子那舐犢情深、不忍舍離的母愛。寫完這封信不久，1936年8月2日，趙一曼在珠河縣小北門外壯烈犧牲。
2009年，趙一曼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哈爾濱市為瞭紀念趙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跡，將她戰鬥過的一條主街命名為一曼大街。
三、
趙一曼犧牲時，兒子陳掖賢隻有七歲，一直被寄養在伯父陳嶽雲傢中。
1942 年，陳達邦從巴黎回到闊別多年的中國。在哥哥陳嶽雲的傢中，他第一次見到瞭自己的兒子、十三歲的陳掖賢。陳達邦把兒子抱在懷中，撫摸著兒子的頭問道：“這些年媽媽有沒有給你寫信？”
聽到爸爸說起媽媽，陳掖賢哇地一聲哭瞭出來。陳嶽雲告訴陳達邦，自從趙一曼把孩子交給他們照顧之後，就再也沒有瞭音訊。他隻聽說趙一曼去瞭東北，就再也沒有瞭她的消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其實這也不能怪陳嶽雲。當時的東北一直處在日寇的鐵蹄之下，在那種殘酷鬥爭的年代，陳嶽雲打聽不到趙一曼的消息也是正常的。
我們不能以現代人的思維去看待這件事，要知道在戰爭年代，特別是通訊落後的抗日戰爭時期，尋找一個人可不像今天這樣簡單。
東北解放後，受陳達邦的委托，他的妹妹陳琮英終於在沈陽警察局查到瞭趙一曼被捕犧牲的檔案，同時也拿到瞭趙一曼寫給兒子陳掖賢的那封絕筆信。
1950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根據趙一曼的事跡，拍攝瞭電影《趙一曼》。這部電影在全國上映後，引起瞭巨大反響，所有看過這部電影的人，無不被這位抗日女英雄的事跡所感動。
陳掖賢所在的學校，也組織瞭全校師生觀看瞭這部電影。在此之前，陳掖賢隻知道母親是一位抗日英雄，對母親的事跡瞭解得卻並不詳細。
在看完這部電影後，他百感交集，心潮澎湃，對母親的思念更深瞭一層。當天晚上，他在傢中關上房門，用繡花針在自己的左手臂上刺瞭"趙一曼"3個字，以表示對母親刻骨銘心的思念和崇敬。
四、
五十年代初，陳達邦被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調到總行印刷局，負責人民幣的印刷工作。由於陳掖賢已跟著伯父伯母生活多年，所以在征得他的同意後，陳達邦將兒子仍然留在伯伯傢讀書。
一天，陳掖賢接到當地政府送來的一份通知，通知告訴他：政府按照黨的政府，決定給趙一曼的傢人發放一筆烈士撫恤金，通知陳掖賢於某日去民政局去領這筆錢。
沒想到陳掖賢卻拒絕領這筆錢。他告訴送通知來的那位同志：“我怎麼能花這個錢？趙一曼為國捐軀，她的犧牲，是不能用錢來衡量的！”任憑老師和政府的同志怎麼做工作，他就是拒絕領這筆錢。
不過黨是不會忘記陳掖賢這樣的英烈子女的，陳掖賢中學畢業後，組織上將他送到瞭中國人民大學深造。
1955年，陳掖賢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時，姑媽陳琮英怕他固執的毛病就犯瞭，就建議他工作的事聽黨安排，組織分配你做啥就做啥。就這樣，陳掖賢被分配到北京市工業學校擔任瞭一名政治老師，負責講授 《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
北京市工業學校知道陳掖賢是趙一曼的兒子，所以對他十分照顧。學校領導在教工宿舍十分緊缺的情況下，仍然騰出一間平房給他做宿舍，還抽調瞭兩名有經驗的老師幫助他盡快熟悉教學業務。
陳掖賢不愧是名校的高材生，他的馬列主義哲學和歷史知識很紮實，在老教師的幫助下，他很快就適應瞭教學工作。據他的學生反映，他講的課觀點清楚，內容豐富，很受同學們的歡迎。
但陳掖賢也有明顯的缺點，他平日從不註意個人儀表，甚至可以說是不修邊幅，同時也不太註意環境衛生，房間裡面十分臟亂。
他的床上僅鋪著一張涼席和一床棉絮，起床後就把棉絮堆成一團，從來不疊。屋內也是堆滿瞭垃圾，很少打掃。與同事們相處時，他也不愛講話，有時坐在那裡發呆，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陳掖賢的單人宿舍在每次衛生檢查時總是不合格。於是學校領導便調整宿舍，把他和我安排在教工樓的一個房間裡，讓我們共同搞好宿舍衛生。當時，我擔任教研組副組長自然會服從安排。
在學校裡，陳掖賢隻和一個姓袁的青年老師關系比較近，所以學校領導故意安排兩人住在隔壁，想讓這位袁老師多開導開導陳掖賢。
據這位姓袁的老師回憶，陳掖賢曾告訴他，自己出生不久，母親趙一曼就被派到東北，自己從小被寄養在大伯傢。雖然大伯對他不錯，但他總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
五、
在化工學校任教期間，陳掖賢喜歡上瞭一個名叫張友蓮的女學生。張友蓮畢業後，被分配到某化工廠任實習技術員。知道陳掖賢是趙一曼的兒子後，張友蓮接受瞭他的求愛。1957年秋，陳掖賢和張友蓮辦理瞭結婚手續。
由於當時條件所限，陳掖賢結婚後，學校沒有立即給他分配傢屬宿舍。兩人仍然過著牛郎織女的生活，有時也會帶著結婚證到城裡找旅館住宿。
1959年1月，張友蓮懷孕後，學校想辦法在擠出一間平房給陳掖賢夫婦做宿舍。不久，張友蓮在這間平房裡生下瞭一個女兒。
由於兩人在婚前沒有經過瞭解，所以住在一起後，兩人產生瞭不少矛盾，經常發生爭吵。
生下二女兒後，忍無可忍的張友蓮向陳掖賢提出瞭離婚。
和張友蓮離婚後，陳掖賢的情緒特別低落，他的話更少瞭，生活態度也更加消極瞭。
1969年6月，北京工業學校解散，與北京精密機械研究所合並組成瞭北京市第六機床廠。絕大多數教師一夜之間全部成瞭工人。
1981年，機電研究院蓋起兩棟單元式傢屬宿舍樓，按條件陳掖賢有資格分上一套，但是按工齡計算，樓層就隻能是頂層或者一樓瞭。機電院的領導出於對陳掖賢的照顧，分給瞭他一套一樓向陽的單元。
1982年8月，陳掖賢的同事發現他幾天沒上班，於是砸開瞭他的傢門，發現陳掖賢已自縊身亡。
房間的桌瞭恥，留有一封他寫給兩位女兒的遺書，上面寫著這樣一段話：“永遠不要以烈士後代自居，要過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給組織和國傢添麻煩，自己的事情自己辦。你的奶奶是你奶奶，你是你。”
六、
陳掖賢去世後，組織上將他的兩個女兒調到北京，並給安排瞭工作。後來，他的大女兒陳紅因為不習慣北京的生活，又主動調回瞭四川。
而他的二女兒陳明則嫁給瞭一位科技工作者。
陳掖賢的大女兒陳紅回四川後，一直在四川省大件運輸公司檢測站工作。她從不以烈士後代自居，與同事們的關系處得也很融洽。
她先後擔任過檢測站綜合部主任和檢測站分管財務的副站長，從她手上經過的錢不少，但她卻不像父親那樣花一分錢，而是嚴格按財務制度辦事。在檢測站工作瞭18年後，陳紅於2004年退休。
每年清明，陳紅都要帶著女兒絹絹，去位於宜賓的趙一曼紀念館給奶奶掃墓。她和趙一曼的老傢宜賓白花場的鄉親關系一直十分密切，她在成都的傢幾乎成瞭宜賓白花場的"駐成都辦事處"，很多鄉親來成都辦事，都要來她傢坐一坐。
陳紅也惦記著鄉親們，還曾拿出自己的積蓄給鄉親們買過許多桔子樹和枇杷樹苗，讓鄉親們栽種。據說這些樹苗現在早已掛果，長出來的果子又大又甜。
陳紅的母親張友蓮，早在陳掖賢自殺前就已經去世。她的妹妹陳明現在在匈牙利經商，生活過得很不錯。
陳明也曾多次邀請陳紅去匈牙利一起打理生意，但陳紅都拒絕瞭。一是女兒絹絹需照理，二是中國這塊土地，有太多她難以割舍的情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