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隨著蘇軍占領柏林，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8月6日和9日，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分別投下瞭兩顆原子彈。8月8日，蘇聯紅軍揮師東北。隨後，日本天皇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國無條件投降。
日本宣佈投降時，蔣介石的主力大多遠在西南，怎樣才能將這些部隊運送到自東北至廣東的大片國土，接收投降的日軍的物資和各大城市，成瞭擺在蔣介石面前的一道難題。
蔣介石很清楚，如果國民黨不能及時接收這些地區，那這些地區則必然會被共產黨接收。
杜魯門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他在回憶錄中說過：“當時蔣介石的權力隻及於西南一隅 ，長江以北則一點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沒有。要拿到華北，他就必須同共產黨人達成協議，如果他不同共產黨人及俄國人達成協議，他就休想進入東北。"
一、
此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已發展壯大為一支120萬人的部隊，共產黨占領的解放區面積超過瞭100 萬平方公裡。
更讓蔣介石擔憂的是，早在8 月10日，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日本投降後，中國共產黨最急迫的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敵偽向我投降，猛力擴大解放區，占領一切可能與必須占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並放手武裝基本群眾"。
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這個決策，讓蔣介石食不甘味。蔣介石雖然以最高統帥的名義命令八路軍和新四軍"原地駐防待命"，但蔣介石知道，八路軍、新四軍是不這道命令的。可能聽他會買他的賬的。
對蔣介石來說，他現在最需要的，是將部隊運送到日占區的時間。毛澤東會給他這個時間嗎?
蔣介石清楚，雖然現在表面上是”國共合作“期間，但實際上自1939年以後，國民黨對中共領導的陜甘寧邊區便已經采取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的政策，甚至不惜制造瞭”皖南事變“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暴行。
為瞭維護獨裁統治，蔣介石還誣蔑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傢”，給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加上種種罪名，說八路軍、新四軍“違反政令，遊而不擊"，企圖蒙蔽全世界人民。
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這些伎倆也進行瞭針鋒相對的鬥爭，同時表示歡迎美國派代表訪問延安，弄清事實真相。
1942年5月，周恩來在重慶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通過斯諾轉告全世界人民，中共領導的軍隊已經兩年多沒有得到國民政府的任何補給，但卻仍牽制瞭大約一半的日本兵力。
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都看到，隻有中共領導的軍隊，才是抗日的中堅力量。
二、
1944年7月，一支由包瑞德上校率領的美軍觀察組，由重慶飛往延安，受到瞭中共的熱烈歡迎。
在延安訪問期間，美軍觀察組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進行瞭多次交流，並去往多個實地，考察瞭中共領導的軍隊和地方武裝在抗日戰爭中所做出的貢獻和犧牲，他們終於相信，共產黨才是抗日的中堅力量。
觀察組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認為，美國"不能無限制地擔保一個政治上破產的政權”，而是應該全面支持國共兩黨，推動國共合作，力爭在戰後的中國組成一個代表各方利益的聯合政府。
報告還指出，美國政府從自己的戰略利益出發，應盡力調停國共兩黨沖突，不希望中國打內戰。
美軍觀察組的這份報告激怒瞭蔣介石。在他的要求下，親國民黨的赫爾利來到中國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此人上任之後，國共和談又陷入瞭僵局。
抗戰全面勝利後，全力支持蔣介石的赫爾利建議蔣介石，放心大膽的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並認為無論毛澤東是否接受這個邀請，共產黨人都會陷入兩難之中。
如果毛澤東不來，說明共產黨沒有和談的誠意；如果毛澤東來瞭，國民黨則可以用時間爭取空間，利用談判的機會，將國軍運往華北、華中等地。
赫爾利的建議恰中蔣介石的下懷。有瞭美國的支持，蔣介石更加放心大膽地表演起瞭一場“和談”的大戲。
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是一個特別陰險狡詐的陷阱，赫爾利會是第一個想出這條“妙計”，並讓蔣介石付諸實施的人嗎？很多人是不信的。因為以赫爾利的智商和能力，他很難想出這樣的“妙計”。
赫爾利軍人出身，性格自信自負，又有些天真浪漫，對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沒吃透，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更是一知半解。他來華的主要使命是調處國共兩黨的關系，但卻兩頭得罪人，不但中共對他不滿，連國民黨內都有不少人對他有看法。
這個美國人，是不是第一個提出讓蔣介石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的人呢？
三、
1945年2月13日，赫爾利陪同周恩來面見蔣介石，討論成立聯合政府事項時，蔣介石反對成立聯合政府，甚至說出這樣的話∶"組織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
要說赫爾利在僅僅大半年之後，便敏銳地察覺到國民黨可以用時間爭取空間，利用談判的機會，將國軍運往華北、華中等地，確實有些強人所難。
為什麼史學界會有人認為是赫爾利建議蔣介石邀請毛澤東來重慶的呢？這是因為赫爾利在1945年8月16日致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提到過這個建議。
但赫爾利提到過這個建議，並不等於是他第一個想到的這個建議，這兩者是並不矛盾的。
蔣介石給毛澤東發過三封邀請來重慶談判的電報，第一封是在8月14日發出的，而赫爾利給美國發去的電報則是在兩天後的8月16日，二者有兩天的時間差，顯然赫爾利在電報中提到的邀請毛澤東來重慶，隻是他向美國方面轉告這一事實，而並不是他首先提出來的。
除瞭赫爾利之外，史學界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是張治中第一個向蔣介石建議的。
持張治中的這個觀點的人認為，張治中本人曾經回憶：“抗戰勝利瞭，但是國內問題仍然是危機四伏。
當時兩黨商談早已陷於停頓，為瞭使國傢避免再次陷入內戰的漩渦，我積極活動，企圖使和談恢復。經過各方面的努力促進，終於由蔣電請毛澤東先生到重慶會商國是。”
張治中是著名的“和平將軍”，他一直致力於國共兩黨恢復和談，這都是真的。
但張將軍在回憶中也說過“由蔣介石電請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是”這件事，是“經過各方面的努力促進”才得以成功的，顯然張將軍自己都沒有認為這個建議是自己的功勞。
換句話說，張治中在回憶中，把自己定位為一個為瞭促成國共和談而“積極活動”的人，但最後起到決定作用的並不是他，而是經過各方面的努力，才促成瞭這次重慶談判的到來。
如果是張治中向蔣介石提出邀請毛澤東重慶談判，為蔣介石“以時間贏空間”，也不符合張治中致力和平的一貫努力。所有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張治中是一直致力於和平的，他不可能對共產黨設下這種陷阱。
類似的說法還有很多，比較出名的一種說法是：重慶談判是出自國民黨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的建議。
這個說法最早來自時任《大公報》負責人的王蕓生：“1945年8月13日，日本確定投降，吳鼎昌當時任蔣介石政府的文官長，他向蔣介石獻策，電邀毛澤東主席到重慶，商談國傢大計。蔣介石采納瞭吳鼎昌的獻策，由吳起草瞭一個寒（14日）電，拍往延安。”
吳鼎昌生性精明，長於算計，是麻將桌上有名的“常勝將軍”。他還是心速高手，能夠速算三位數與三位數的乘積，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可以稱得上是當時的“最強大腦”。
但在政治上，吳鼎昌的表現卻遠不如他在麻將桌上那麼出色。說他能想得這麼遠，的確難以讓人信服。
王蕓生的回憶隻是一傢之言，而王本人也並不是國民黨政權核心中的人物，而僅僅是一個新聞行業的報人，他又是從哪裡得知是吳鼎昌第一個向蔣獻言的呢？
難道僅憑是吳鼎昌將蔣介石的邀請電報交給《大公報》發表，就能證明這個建議是他想出來的嗎？顯然不能。
吳鼎昌時任蔣介石的文官長，由他將電稿交給《大公報》，這隻是他的職務行為，你可以說他比普通人要先知道蔣介石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這件事，並不能證明就是他的建議，畢竟 這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聯。
還有一點，毛澤東來重慶後，吳鼎昌本人從沒有在任何場合、向任何人說過毛澤東來重慶是自己的建言。以常理推斷，這也不太正常。所以說邀請毛澤東出自吳鼎昌的主意，也缺乏證據。
四、
那麼，邀請毛澤東來重慶，到底是誰的主意呢？綜合當時的國際和國內形勢來看，能做這個決定的，隻有蔣介石本人。
自1945年以來，國民黨軍隊一直沒有放松對中共的打壓，雙方之間發生過大大小小的戰鬥一直沒有停止過。進入夏天之後，雙方的沖突日漸升級，內戰已是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國共之間的劍拔弩張的形勢，是每一個熱愛和平的中國人都不願意看到的。以褚輔成為首的一些愛國人士，於6 月2日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希望國共兩黨能坐下來繼續商談，實現團結。
中國共產黨一直希望和平，於是向褚輔成等愛國民主人士回電說：“倘因人民渴望團結，諸公熱心呼籲，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並立即實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則敝黨無不樂於商談。”
隨後，褚輔成、黃炎培、傅斯年、章伯鈞等民主人士應中共中央之邀，來到延安與中共進行接觸，關達成瞭一份《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6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
會談記錄上說，雙方都認為當務之急是國民黨應從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隻要國民黨改變反共政策，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
中國共產黨通過這份“會談記錄”發出瞭"停止內戰，取得和平"的信號後，中國民主同盟也發表瞭《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提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口號，認為抗戰勝利後，是"中國建立民主國傢千載一時的機會，應該把握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實現中國的民主，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傢"。
第三黨負責人章伯鈞也向記者發表談話，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黨治，實行民主，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並承認現有一切抗日民主黨派合法地位"。
蔣介石不可能同意讓出權力，8月15日，就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當天， 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吳國楨在重慶召開的記者會上聲明： “若不是因為唯一的領 袖蔣主席的英明領導， 這次勝利的獲得是不可能的”。
有記者問， 任何機關或個人不能奉行蔣委員長所發之命令時， 政府 有何措施 ？ 吳國楨答稱： “今日事實已證明蔣委員長已成全國民眾尊奉之領袖， 渠之命令自 應為全國所尊從， 違反者即為國民之公敵！”
幾乎就在同一時間，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發表的講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上，稱蔣介石為 “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 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 陰險的傢夥。他消極抗戰， 積極反共， 是人民抗戰的絆腳石”。
毛澤東還打瞭個比喻說：“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 這是很明白的。 比如一顆桃樹， 樹上結瞭桃子， 這桃子就是勝利 果實。 桃子該由誰摘？ 這要問桃 樹是誰載的， 誰挑水澆的。
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 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 他說， 此桃子的所有權屬於 我蔣介石， 我是地主， 你們是農 奴， 我不準你們摘。我們說，你沒有挑過 水， 所以沒有摘桃子的權利。 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天天澆水， 最有權利摘的應該是我們！”
五、
毛澤東的講話顯示出中共正積極調整和國民政府之間的關系，準備與國民 黨徹底決裂。 然而就在這時，莫斯科來瞭一封電報。
莫斯科在電報中告誡中國共產黨：“中國一定不能打 內戰， 如果打內戰， 中華民族就要毀滅。”
蘇聯的態度，引起瞭毛澤東的不悅。但對蔣介石來說，在美國已明確支持自己的基礎上，蘇聯政府的這個態度，讓蔣介石仿佛看到瞭 “用政治方法” 解決中共問題的曙光。
蔣介石知道，此時國民黨在軍事上尚沒有做好立即發動內戰的準備，既然短期內無法用軍事解決中共，那麼“政治解決”也是一條可以嘗試的機會，至少可以拖住中共，給自己調兵遣將贏得時間，又可以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表明他蔣某人也是熱愛和平的一份子，又何樂而不為呢？
出於以上考慮，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策略也有瞭一些調整。這種調整，才是讓蔣介石向毛澤東發出邀請的真正原因，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民主、統一、和平建國”，是當時中國面臨的最關鍵的問題。蔣介石用這些作為邀請毛澤東來渝的理由，他認為毛澤東看到電文後，一定會來重慶的，因為他的給毛澤東的電文是這樣寫的："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
深望足下體念國傢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這一副悲天憫人的模樣，蔣介石相信一定能打動毛澤東的。
蔣介石並不是真心為瞭和平而和共產黨談判的，談判期間，蔣介石就曾讓閻錫山的部隊進攻我上黨地區，並蠻橫地說：“要和，就照我所列諸條件和，不然回延安帶兵來打好瞭。”
沒想到上黨戰役中，我軍共殲閻錫山部13個師35000多人，逼得蔣介石又不得不回到談判桌上來。
更讓蔣介石想不到的是，毛澤東到重慶後，竟然長袖當舞，如魚得水，一掃幾十年來被國民黨妖魔化的形象，更用一首《沁園春·雪》在山城刮起一陣猛烈的旋風，急得蔣介石直罵手下都是一群飯桶。
蔣介石一面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一面加緊軍事佈置，為內戰做準備，並自作聰明地認為用政治解決和軍事解決的兩手準備，一定能消滅共產黨人，最終還是搬起石頭砸瞭自己的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