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小夥潛伏後官當太大,自己都有點慌,中央領導:大膽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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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地下黨員李時雨讓妻子孫靜雲代自己去跟上線何松亭(中國人民銀行創始人之一,與李時雨單線聯系,也是他把李時雨安排進日偽政府任職)匯報潛伏工作情況。

並讓孫靜雲問問何松亭對他們今後的工作有什麼安排。

孫靜雲找到何松亭後,先是匯報瞭在汪偽政府的工作情況,然後便詢問何松亭對他們之後的工作有什麼安排。

李時雨當時在汪偽政府身居高位,且深受汪偽政府第二號大漢奸陳公博的倚重,潛伏得很是成功。靠著李時雨,我黨搜集到瞭許多汪精衛賣國投敵的第一手情報,並獲得瞭很多日寇和汪偽政府絕密情報,所以關於他今後工作安排,何松亭不敢擅自決定。

見李時雨問起今後工作安排,他告訴孫靜雲:“你應該直接去找根據地的部長級領導匯報。”

之後,在何松亭的安排下,孫靜雲見到瞭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會部部長許建國。

在與許建國的談話中,孫靜雲詳細匯報瞭與丈夫李時雨在汪偽政府的工作,並說起瞭李時雨的很多困惑,諸如今後的工作安排,偽職越當越大的擔憂等等。

許建國聽後,對孫靜雲說瞭這樣一句話:

“你告訴時雨,讓他大膽往上爬,對偽組織不管它是什麼部門,應廣泛打入!”

數日後,回到南京的孫靜雲把這句話一字不漏地說給瞭李時雨聽。

李時雨聽後,壓在心中的一塊大石終於落下,他可以放開手腳大幹一場,拼盡全力坐上汪偽政府的高位,然後利用自己手中職權搜集汪偽與日寇絕密情報,為抗戰事業做貢獻。

一個地下黨員,到底潛伏得多麼成功,才會讓他的上線都不敢擅自安排他今後的工作?

李時雨,他最終爬到瞭一個怎樣的高位?

他又利用這個位置,為我黨,為抗戰事業,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做出瞭怎樣的貢獻?

圖 |許建國

巧運電臺智救同志

1949年4月29日,北京城。

此時,剛剛進入北京的劉少奇,緊握著一位儀表堂堂的青年人的手,動容地說道:

“我在中央北方局當書記和在新四軍當政委時,經常得到你的重要情報。你一個人頂三個師,在敵人心臟整整戰鬥瞭18年,今日得以凱旋,我是個奇跡。”

這個被劉少奇盛贊“一個人頂三個師”的青年人,他就是李時雨。

1908年,李時雨出生在黑龍江省巴彥縣萬發鎮宏新村雌鳳崗屯一個大地主傢庭。

他的祖父是當地有名的大地主,良田千畝、傢財萬貫,因此從小便是衣食無憂,縱使當時已是兵荒馬亂、民不聊生,但憑借著殷實的傢庭,李傢仍是吃喝不愁。

然而,生在這樣的傢庭,卻並沒有磨滅李時雨的意志,他沒有變成一個紈絝子弟,他很善良,看著勞苦大眾被地主豪強欺壓、剝削,被地主豪強弄得窮困潦倒,甚至是傢破人亡,他充滿著恨意,也時刻想要改變這一局面,讓勞苦大眾過上沒有剝削和欺壓的幸福生活。

為瞭完成這個夢想,李時雨更加努力地學習,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識改變中國。

1926年3月,18歲的李時雨以極其優異的成績考入瞭黑龍江省最好的中學之一——省立齊齊哈爾第一中學。

1930年,李時雨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

也就是在這裡,他改變瞭用知識改變中國的想法。

受地下黨員林楓(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的影響,李時雨明白瞭現在能改變中國,能帶領中國走向復興,能讓中國勞苦大眾過上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幸福生活的,隻有革命,隻有中國共產黨。

自此,他開始心向中國共產黨。

一年後,也就是1931年6月,李時雨在林楓的介紹下,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此開始瞭地下特工的傳奇生涯。

“九一八事變”後,林楓和時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張甲洲找到瞭李時雨,告知黨組織想派他打入到東北軍內部的決定。

對於黨組織交代的任務,李時雨沒有任何猶豫,更沒有一絲退縮,當即表示無條件服從黨組織的安排。

之後,為瞭打入東北軍內部,李時雨找到瞭此時在張學良公館警衛室擔任主任的昔日同鄉好友張學孟。在他的舉薦下,李時雨來到西安進入西北“剿總”第四處,任中尉辦事員。

圖 |林楓

到西安後,借助張學孟同鄉好友身份,李時雨得以可以經常並毫無阻攔地隨時進入張公館。

利用這個機會,李時雨想盡辦法與張公館的衛士們交好,交好後便利用和衛士們閑聊的時候,有意無意向他們宣傳我黨提出的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全民抗戰的主張,從而找機會將他們拉入到我黨的抗日陣營。

1936年12月12日,為挽救民族危亡,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毅然在臨潼對蔣介石實行“兵諫”,扣留來陜督戰的蔣介石,發動瞭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而在其中,李時雨起到瞭不小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受黨組織委派,李時雨離開東北軍,前往天津從事地下情報工作。當時,李時雨在天津的直接領導就是時任中共地下天津市委委員何松亭。

在何松亭的安排下,李時雨借著北京大學法學院高材生的身份,成功進入日偽天津高等法院任職,以高等法院檢察官的身份從事地下工作,為我黨搜集平津一帶的情報。

為瞭李時雨能成功在天津高等法院站穩腳跟,我黨沒有第一時間給他安排任務,唯一的任務就是隱藏好自己,並盡快掌握高等法院內部的人事、關系網等情報,方便進行今後的工作。

不得不說,李時雨真的很適合特工這個工作,短短月餘,他不但成功潛伏瞭下來,還迅速在高等法院站穩腳跟,與院內一些重要人物搞好瞭關系,簡單一句話就是“混得很開”。

二個多月後,黨組織見李時雨已經在天津高等法院站穩瞭腳跟,遂開始向他下達任務。

何松亭給李時雨下達瞭兩項任務:

一、搞到一部電臺並運往北平;二、將共產黨員馮驥營救出獄。

這兩項任務無論是哪項都是十分艱巨的,稍有不慎,不但有暴露的風險,甚至還有犧牲的危險,因此何松亭在下達任務後,特意囑咐李時雨一定要謹慎從事,切不可暴露自己。

任務雖艱巨,但李時雨卻沒有退縮,更不懼怕,毫無猶豫接下瞭這兩項異常艱巨的任務。

當時,作為通訊工具的電臺是重要的軍事禁物,別說是一套電臺,就連電臺的那些配件,尋常人都不一定能弄得到,日寇在天津對電臺及電臺配件管控很是嚴格,就算是買跟電臺有關的配件,隻要被他們知道,都會直接將其下獄,然後審訊一番。

李時雨雖然在天津已頗有些地位,也有一些人脈,但要想直接弄一部電臺,還是有些困難,若不顧一切倒是有可能弄得到,可這麼做暴露的幾率太大,實在太過危險。

因此,以當時的情況,要想弄到一部電臺,隻能去買配件,然後自行組裝。

因為電臺在當時是軍事禁物,所以天津能買到電臺配件的地方很少,隻能去一些外國人開設的電料行才能買到,且不能一次性購買,這樣很容易被人懷疑,甚至有可能直接暴露身份。

為瞭能順利買到電臺配件,李時雨自學跟電臺有關的書籍,弄清組裝電臺所需的全部配件,之後便分好幾次從好幾個外國人開設電料行購買電臺配件。

半個月後,李時雨將電臺配件全部買齊,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將其全部運出天津,送往北平。

與購買電臺配件相比,將其運出天津的這個任務更加艱難。

當時,李時雨住在英租界達文裡路,日寇雖然不敢進駐這裡,但是在英租界連接市區的路口,設立瞭日夜值崗的檢查站,而要想離開天津,就肯定得經過這個檢查站。

因此,如何通過這個檢查站,是能否成功將電臺配件運出天津最重要的一環,隻要能通過日寇檢查站,電臺配件基本上就能被順利送到北平,然後在那裡將這些配件組裝成一部電臺。

經過深思熟悉,李時雨決定利用日偽天津高等法院院長菲爾特的車來通過日寇檢查站。

作為高等法院院長,他在日寇那裡還是有些地位的,日寇多數是不敢搜他的車的,所以通過菲爾特的車把電臺配件運出天津,並送往北平,這無疑是最有可能成功的做法。

之後,為瞭能借到菲爾特的車,他拿著一份豐厚的禮品來到菲爾特的傢,以妻子孫靜雲來天津為由,希望能借用菲爾特的車去車站接妻子。

菲爾特當然不知道李時雨借車的真實目的,隻是認為李時雨想要炫耀一番而已,加之他對李時雨也很是器重,所以沒有多想,就答應把自己的車借給李時雨開。

就這樣,李時雨最終順利將電臺配件送往北平,圓滿完成任務。

順利送出電臺後,接下來就是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馮驥。

當時,作為高等法院檢察官的李時雨,他是有權檢查、抽調各庭書記員保管的案卷,而案卷就是法官定罪的依據,也就是說隻要案卷丟失,馮驥就定不瞭罪,在庭上隨時都可以翻供。

一日,李時雨就來到主管馮驥案的刑庭,想著用什麼辦法能拿走有關馮驥案的案卷,恰好此時主管案卷的康書記員外出公開,於是他就把馮驥的案卷全部抽出,神不知鬼不覺地裝入皮包帶走。

為擺脫自身嫌疑,幾天後,李時雨再次來到刑庭,以馮驥案即將開庭為由,向康書記員要求檢查馮驥案卷,結果顯而易見,康書記員當然找不到有關馮驥的案卷。

見找不到馮驥案的案卷,康書記員自然十分慌亂,趕忙找到李時雨,吞吞吐吐地說案卷找不到瞭,並詢問他該怎麼辦。

李時雨自然知道案卷是怎麼不見的,但還是裝作很生氣的模樣,責備瞭他一番,然後故意提醒說:“是不是上次給炸掉瞭(日寇在進攻天津時,天津高等法院曾經被日寇炸過一次)?”康書記員一聽,就算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也順勢承認,借此擺脫懲罰。

接著,李時雨又以檢查的名義來到關押馮驥的監獄,找瞭一個機會把讓他改口供的紙條塞給瞭馮驥。再之後,他又找到主管馮驥案的法官,打招呼說:“有個叫馮驥的青年嫌疑犯,他是我一個朋友的親戚,他是被人誣陷入獄的,到時候你關照一下。”

一切安排妥當後,剩下的事情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

法庭開庭後,馮驥當庭翻供叫冤,說是與人打架,被仇傢誣陷的,自己根本沒有罪。主審的法官早已被李時雨打過招呼,加之馮驥案的案卷早已丟失,最終馮驥被營救出獄。

汪偽政府中的最大內線

1939年8月,汪精衛這個大漢奸與日寇勾結,策劃建立偽政權。

為瞭讓自己的這個偽政權得到認可,汪精衛就想著在上海召開所謂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然後在這個“代表大會”上通過建立偽政權的決議。

然當時沒有多少人願意跟著汪精衛做漢奸,所以他一時半會也找不到那麼多“代表”開會。

為瞭能讓這個所謂的代表大會也順利召開,汪精衛遂派遣人員到全國各地網羅代表,說白瞭就是想找人湊數,還想湊數的人多少要有點身份。

此時,國民黨元老朱晶華被汪精衛派到天津搜羅代表。

朱晶華到天津後,巧遇瞭曾是東北抗日聯軍駐津代表的地下黨員孟幻飛。

朱晶華對天津不太熟悉,見到孟幻飛後,就想著找他幫忙,請他幫忙介紹幾個在天津有些地位的人,並把自己來天津的真實意圖告知他。

孟幻飛得知朱晶華的意圖後,心中便想到這是一個打入汪偽政府內部,搜集汪偽政府賣國投敵證據的好機會,便答應他一定會幫忙介紹幾個適合的人選。

與朱晶華分開後,孟幻飛立刻找到瞭何松亭,向他詳細匯報瞭這件事,何松亭也覺得這是打入汪偽政府內部的絕好機會。

之後,經過慎重考慮,何松亭覺得派李時雨加入汪偽政府內部最為合適,李時雨既有能力,做事又冷靜、果斷,且也滿足朱晶華的要求,所以讓李時雨打入汪偽政府內部無疑最合適。

在孟幻飛的介紹下,朱晶華與李時雨見瞭面。

見面後,朱晶華對李時雨相當滿意,果斷提出希望他能去上海參加汪精衛召開的所謂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為免朱晶華起疑,李時雨沒有立刻答應,而是到第二天才答復他:

“我願意當代表,為汪先生效勞!”

就這樣,李時雨悄無聲息地打入汪偽政府內部。

1939年8月27日,汪偽“六大”在上海召開,李時雨以代表的身份參加瞭這次大會。

會上,以汪精衛為首的漢奸們通過瞭各項賣國投敵的一系列決定,李時雨全程詳細記錄瞭會議內部。

回到天津後,李時雨立即向華北局匯報瞭這次會議的情況,為黨中央提供瞭汪偽政府賣國投敵的第一手情報。

上海一行,李時雨除獲得瞭汪偽政府賣國投敵的第一手情報外,還有一個更大的收獲,那就是進入汪精衛這個大漢奸的視野中,

會議期間,汪精衛對李時雨的表現頗為欣賞,後來又得知李時雨是天津高等法院的檢察官,頗有才幹,於是在之後將其召到上海,任命他為“天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委”。

李時雨參加偽政府的代表大會,其目的就是想打入汪偽政府內部,從而能更加方便搜集汪偽政府賣國投敵的第一手情報,因此當汪精衛親自見他並任命他偽職,李時雨自然不會拒絕。

1940年3月,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在汪精衛授意下,李時雨成為汪偽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當時,執掌汪偽立法院的,就是汪偽政府第二號大漢奸陳公博。

陳公博對李時雨十分看重,作為北大法學院畢業的高材生,又當過檢察官,李時雨替陳公博解決瞭很多個難題,因此陳公博逐漸將其倚為親信。

借著汪精衛、陳公博的看重,李時雨得以掌握瞭許多汪偽政府賣國投敵的第一手情報,包括會見日寇哪個高層、日寇怎樣幫助汪精衛建立偽政府等等。

之後,李時雨就借著休假,把情報匯報給黨組織。

與此同時,為達到長期隱蔽、防敵生疑的目的,李時雨的妻子,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孫靜雲來到南京,以行醫為掩護,並待在李時雨的身邊,協助傳遞情報。

一刻開始,李時雨和孫靜雲夫婦攜手共進,舍生忘死,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拋頭顱灑熱血。

後來,便發生瞭文章開頭的那一幕,因為汪精衛、陳公博的重視,李時雨在汪偽政府的地位越來越高,偽職也越做越大,此時便也有些慌瞭起來,不知接下來該如何展開工作。

在許建國“大膽往上爬”的鼓勵下,李時雨開始徹底放開手腳。

在陳公博的重用下,李時雨兼任過偽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長和軍法處長、偽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辦公廳第四處處長、偽上海警察局司法處長等職。

期間,李時雨借著手中的職權,將多名地下黨員安排進汪偽政府任職,並將搜集到汪偽政府賣國投敵的第一手情報悉數向黨組織匯報,而我黨則根據鬥爭的需要,適時將這些情報加以揭露、公佈,予以汪偽政府沉重打擊。

除此,當時日寇和汪偽政府經常聯合對我黨抗日根據地發起“掃蕩”,而此時因為有李時雨的存在,我黨總能及時且提前獲知日寇和偽軍的“掃蕩”計劃。

如此,每當得知日偽軍將派遣主力部隊對我黨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我軍就會提前轉移;而當得知是日偽軍小規模部隊來進行“掃蕩”時,我軍就會提前在敵人經過的地方設下口袋陣,打敵人個措手不及。

抗日戰爭勝利後,李時雨又成功打入軍統內部,繼續為我黨搜集國民黨反動派的情報,並在解放戰爭中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

新中國成立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立下不朽功績的李時雨受到瞭黨中央的重用,先後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及統戰部門任職。

1982年離休前,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顧問、黨組成員兼中國佛學院副院長。

80年代初,以李時雨為原型拍攝的《敵營十八年》在中央電視臺播出,並引起瞭極大的反響。之後,在種種往事都被解密後,李時雨也得到瞭一個響亮的稱號——竊聽器。

1999年12月28日,李時雨病逝,享年9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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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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