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周恩來講述毛主席為何決定不向日本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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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25日,北京,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為首的日本政府代表團來到中國,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親自接機。9月27日,還在病中的國傢主席毛澤東在書房親自會見田中角榮,雙方進行瞭認真、友好、坦誠的交流。

經過4輪談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外交部長姬鵬飛和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於9月29日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下文統一簡稱《中日聯合聲明》),是中日邦交實現正常化的重要文件。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經歷瞭艱難曲折的歷程,結束瞭中日兩國自1874年日本侵犯臺灣以來長期的敵對狀態,開始瞭中日兩國關系史上的新篇章。

取得這一結果,離不開中日兩國人民和領導層二十幾年的堅持不懈,也離不開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推動,是中日領導層高瞻遠矚,決斷英明的結果。

《中日聯合聲明》由序言和9條正文組成,其中第五條引起瞭民間爭議,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為瞭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放棄對日本的戰爭索賠,是中國政府結合方方面面因素深思熟慮後做出的最終決定。而當時,周恩來講訴瞭毛主席為何決定不向日本索賠的原因。

一、歷經二十多年的邦交之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蔣介石政府退至臺灣島一隅,伺機而動。作為二戰戰敗國的日本被美國政府派軍隊進行事實上的統治,在敵視和遏制中國上亦步亦趨追隨美國,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以後,中國外部環境十分不好。

1952年,周恩來率先提出中日建交思路:民間先行、以民促官;民間來往、以民促官。1956年,中國在北京舉辦日本商品交流會,毛澤東親自參觀並給予高度評價,中日兩國民間友好交流渠道逐步打開。

1958年8月7日,周恩來提出 “日本不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不參加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不阻撓中日兩國正常關系的恢復”的三原則,推動瞭中日兩國民間來往貿易的發展。

在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傢領導人極具遠見意識指導下,經過20餘年兩國人民細水長流地推動下,終於等到瞭一個突破口,就是1972年的尼克松訪華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2月28日,中美雙方發表《中美上海公報》宣佈中美兩國關系走向正常化。2月這一周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不僅是中美兩個大國政治史上的裡程碑,更是影響世界格局的裡程碑。

中美關系的緩和在兩個意識形態陣營刮起瞭旋風,這陣風也刮到瞭政治經濟各方面深受美國影響的日本,引起日本政壇的強烈震動,各界人士急切希望盡快爭取日中建交,對中日關系的改善起到瞭催化作用。

當年4月,在眾多對華友好的日本政黨、社團和人士大力推動下,各界人士集會東京成立促進恢復日中邦交聯絡會議。

1972年7月,主張“接近第三世界,防止日本孤立”的田中角榮在選舉中獲勝,7月8日出任新首相,組織瞭大平正芳任外相,二階堂進任內閣官房長官的內閣。

在第一次內閣會議上,田中角榮宣稱要加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充分理解中國政府一貫主張的中國邦交正常化三原則。

中國政府從田中角榮上臺前競選講話中就看出他極有可能邁出恢復中日邦交的步伐,周恩來敏銳捕捉到這一時機,迅速作出積極反應。

田中角榮

1972年7月3日晚,周恩來委派中日備忘錄貿易辦事處駐日首席代表蕭向前抵達東京,一周後,周恩來再派中日友協副秘書長孫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團到達東京,進行友好訪問演出,指示孫平化爭取當面向田中角榮發出訪華邀請。

7月16日,周恩來會見日本社會黨前委員長佐佐木更三時再次強調歡迎日本現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來北京談恢復邦交問題。7月17日,中國農業農民代表團抵達日本,代表團副團長陳抗向孫平化和蕭向前傳達瞭周總理有關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指示。

日本方面也迅速領悟到中國的意圖,並做出瞭積極的反應。

7月22日,外相大平正芳破例會見孫平化、蕭向前,孫平化轉達瞭周總理田中角榮、大平正芳來華訪問的邀請,大平正芳表示正在考慮準備中。

7月25日,新任首相田中角榮委派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來華商談訪華復交問題,7月27日至29日,周恩來親自與長竹入義勝會談三次。

8月11日,外相大平正芳單獨會見蕭向前。

8月15日,東京帝國飯店裡田中角榮接見孫平化、蕭向前,表明他已決定訪華,9月21日,內閣官房長官正式宣佈田中角榮將為日中邦交正常化於9月25日至29日訪問中國。

二十來年的努力,在兩個多月時間裡迅速發酵落地。田中角榮感嘆過,兩國建交的軌道是百姓鋪起來的,他隻是順著軌道走向瞭中日邦交的談判桌。

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五日訪華細節

日本首相9月25日抵達北京後,安排的住所是釣魚臺國賓館18號樓,此處居所是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居住地。周恩來意味深長地對田中角榮表達瞭這一點,田中角榮表示自己與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說過中日關系比美日關系要更加的久遠。

周恩來對田中角榮的飲食起居親自細心安排,事先瞭解他方方面面的生活細節,為瞭配合田中角榮早睡早起的作息習慣,周恩來主動調整自己工作作息時間,即使三更半夜還在工作,仍會陪同田中角榮早起。

在招待日本代表團國宴上,周恩來安排特別演奏瞭田中角榮傢鄉的音樂,田中角榮意外又高興,還特意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對負責演奏的軍樂隊表示感謝。

在9月25日的歡迎晚宴上,田中角榮隨身翻譯在翻譯田中角榮答謝辭時,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所造成的巨大傷害以一句添瞭麻煩掩飾過去,田中角榮原話有道歉的意思,翻譯卻並沒有表明這一層的含義,顯得格外輕飄。

宴會廳立刻議論起來,中國一方人人不滿。曾在日本留學的周恩來當然知道這句日語的真實含義,當晚,周恩來不露聲色,顯得平和平靜,盡到款待客人的禮節。

在第二天正式會談時,周恩來就這一問題嚴肅提瞭出來,他舉例不小心將路過的女孩子裙子上灑瞭水,可以使用“添瞭麻煩”,這是符合場景的。

周恩來強調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人民曾經造成瞭那麼多那麼大的傷害,是不可能以一句‘添瞭麻煩’瞭結的,這表明日本沒有一點反省,中國是不能接受這樣的表示的。

周恩來的外交風格是以理服人,堅持原則的基礎上求同存異。在中日建交談判中他特別辛苦,因為時間匆忙,事前有些事關原則的細節沒有完全談妥,例如臺灣問題,當時日本同臺灣在美國的要求下簽訂過和平條約,保持著所謂的外交關系。

田中角榮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要與臺灣斷交,事關政治與生命雙重危機。在多次交鋒後,周恩來本著求同存異、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雙方充分運用政治智慧找到瞭一種折中的解決辦法。

田中角榮對周恩來異常出色的外交手腕十分敬佩,他後來對日本記者表示周恩來軀如楊柳搖微風,心似巨巖碎大濤。

田中角榮訪華第三天,經過雙方艱苦坦誠的談判,棘手的問題如涉及臺灣、戰爭賠款等基本達成瞭一致意見。

還在病中的毛澤東親自在書房接見瞭田中角榮,田中角榮一見到毛澤東時,比較嚴肅緊張,顯得很拘謹的樣子。毛澤東為瞭打消這種緊張感,風趣地問他吵架吵完瞭沒有?氣氛一下就輕松瞭下來。

在會談快要結束時,毛澤東送給他一套書,是戰國時愛國詩人屈原的著作《楚辭集註》,寄托著中國人民向來將祖國安危看得比個人得失、身傢性命更重要的深刻寓意。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中日兩國政府正式簽署瞭《中日聯合聲明》。9月30日,周恩來陪同田中角榮一行飛去上海,田中角榮預備從上海返回日本。在專機上,周總理特意寫下瞭六個毛筆字送給田中角榮:言必信,行必果。

在上海舉辦的歡迎宴會上,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格外有興致,開懷暢飲敬酒頻頻,這讓田中角榮都感到驚訝,因為大平正芳酒量不佳,平時喝酒相當克制,從未看過他如此飲酒。

周恩來註意到這一細節,時刻關註著大平正芳的狀況,沒過一會兒,他拿著酒杯走到大平正芳正敬酒的那桌,自然體面地請大平正芳一同回座位,避免興奮狀態下的大平正芳進一步大量飲酒導致醉酒失態的後果。

這畢竟事關一國外相的顏面,周恩來處處替別人著想,方法巧妙又不露聲色。

在送別田中角榮時,周恩來總結瞭中日關系:兩國交往從兩千多年前始,對立瞭半個世紀,通過20多年的工作時代螺旋式前進。是的,僅僅84天,在兩國領導人超凡勇氣和高度決斷力下,中日關系勢如破竹實現邦交正常化。

三、中國宣佈不向日本索賠的真實原因

1979年9月29日開始,中日兩國間結束不正常狀態,開始進行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一系列合作。但中國在《中日聯合公報》宣佈的放棄對日本索求戰爭賠償款的消息在國內引起瞭嘩然,質疑聲此起彼伏。

這一條內容也是在中日雙方在談判過程時求同存異的主要問題之一。毛澤東在會見田中角榮時調侃的“吵架”,就是指的雙方當時在這一問題上的激烈交鋒。

周恩來在多個場合對這一問題專門進行瞭解釋。

周恩來公開解釋過,提出不向日本索賠,最終是毛澤東深思熟慮的結果,是中央領導人一項非常成熟的決定。

中國曾經吃盡瞭戰爭賠款的苦頭,1900年的庚子賠款,一共一億三千零三十七萬兩白銀,需要從當時中國每一位老百姓身上挖走一兩銀子,賠款是得從老百姓的口袋裡掏錢,不管是中國日本,這都是加重老百姓的負擔,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私下場合,一次內部開會時,周恩來對不索賠的原因進行瞭補充:作為二戰戰敗國的日本,在進行戰爭賠償時,比如賠給印尼等東南亞國傢全都是一些舊的沒什麼用的實物賠償,是不包括現金賠償的。這種的賠償對中國來說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曾任英國首相的帕麥斯頓曾說過一句名言,在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

二戰後的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極度復雜,經過美國提議、蔣介石開頭、毛澤東承諾、鄧小平簽約4個階段,中國最終放棄對日本的戰爭索賠。

二戰後,《波茨坦公告》明確宣佈日本作為戰敗國除必須工業設備和實物外一切物品用來賠償。作為在亞洲主戰場抗擊日本的主力軍和受害國的中國,依照國際法是應當有向日本進行索賠的權利的。

二戰初期,50年代時期的國際形勢是中蘇友好、中朝友好,蘇聯美國處於敵對狀態,美國是日本占領國。在這種局勢下,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沒有放棄日本戰爭賠款的。

當時的日本因為戰爭已將國庫掏空,作為二戰戰敗國又被戰勝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抑制,經濟完全陷入崩盤狀態,作為日本主要占領國的美國,短短幾年時間就向日本撥款高達20億美元的經費開支,加重瞭美國政府的財政負擔。

作為有著“帝國主義頭號商人”稱號的美國采取瞭行動,召集47個戰勝國1951年9月8日在舊金山開會商談日本用實物代替現金賠款的賠償要求,同時,自然資源缺乏的島國日本也無法用礦物、石油、煤炭等有價值的實物進行賠款。

那麼,戰勝國隻能對戰敗國日本進行人性化懲罰。

大多數參會國迫於美國的壓力,均表示同意,聯合簽訂瞭舊金山合約。在美國帶頭下,英國、蘇聯、荷蘭、澳大利亞等都放棄瞭賠款。無緣參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喪失瞭發言權。

在破產邊緣的日本拆下舊機器、舊鐵路、舊輪船,非常有工匠精神的修補塗刷後,賠償給戰勝國。此舉大大減輕瞭日本經濟負擔,開始進入飛速恢復發展期。

1945年日本宣佈投降,當時作為國民黨政府首腦的蔣介石隨即發表瞭著名以德報怨的講話,確立瞭中國對日本要寬大處理的方針。

在各國對日索賠時,日本國庫裡剩下的黃金白銀早被美國運走,有用的設備設施也在戰爭中炸毀殆盡,蘇聯將日本在中國東北的重要設備全部拆除運回國內。日本此時已經山窮水盡,等待日本賠付的美國、蘇聯、英國自然將自己國傢的利益放在前面,想榨出最後的油水。

作為美國盟友的中國雖然“受害最久、犧牲最烈”,當時卻相對弱小,大國們漠視中國利益,中國代表據理力爭堅持獲得日本更高額的賠款,各方爭論不休,問題久拖未決,中國索賠處於停滯狀態付微不足道。

中國國內正在內戰,蔣介石根本沒有心情放在日本賠款上,1949年菲律賓派特使到中國商談對日索賠,大局已定大勢已去的蔣介石當時已放棄瞭賠款,道貌岸然表示要求日本人民負擔戰爭賠償是不公平的。

退守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國際地位大幅下降,急需各國政府的支持,1951年舊金山會議後,在美國要求下,日本和蔣介石政府經過兩個多月的談判,1952年4月28日簽字畫押華日和平條約,在條約裡蔣介石政府正式宣佈放棄向日本索賠,以此換取承認臺灣的合法性。

蔣介石為瞭國民黨一黨私利,在美國的壓迫下,置民族利益於不顧,就這樣將中國的利益給賣掉瞭。

日本當然是不願意賠償的,雖然據某些報道,田中角榮在回憶錄裡闡述1972年日本在主動要求與中國建交時,政府準備瞭500億美元用於對中國的二戰賠償。這是完全不可相信的。

經過各國反復與日本談判,日本在二戰後曾向印尼、韓國、緬甸、越南等亞洲國傢和瑞士等4個歐洲國傢總計支付賠款22.3億美元。

在1972年9月中日雙方談判賠款問題時,爭論最激烈的時候,日本代表團憤然提出如果中國繼續就索賠事宜討論下去,日本將因此被迫推遲中日建交的節奏。通過日本代表在談判時的表現看,日本可沒有向中國進行戰爭賠償的自覺心。

日本也沒有賠償500億的經濟實力。1972年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是日本所謂的黃金時期,一年國民生產總值為94813億日元,換算成美元不足3000億,人均國民生產值2964美元,500億美元對日本人民是一個沉重到無法兌現的負擔。

日本政府是不可能準備瞭這麼多賠款的。

中國當時面臨著蘇聯的巨大威脅。1970年初,蘇聯在中蘇邊界駐兵百萬,戰爭一觸即發,在國傢面臨生死威脅,事關7億人民生死存亡,事關中華各民族安危的情況下,中國需要與蘇聯的敵人廣交朋友,畢竟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日本是美國盟友,也是世界經濟大國,擁有當時中國急需的先進技術。兩國建交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在世界第一大國美國的庇護下,日本對各戰勝國各種推脫賴賬,雖然日本也因為各種原因急於在美國之前與中國恢復邦交關系。

但中國作為日本主要戰爭所在地的國傢,索要的戰爭賠償數額巨大,日本是沒有意願也沒有經濟能力進行賠付的,任由談判如此僵持,對最終雙方想要的結果絕對不利。

因此,作為中國最高領袖,擁有人民擁護的毛澤東才會經過多方面思考後,站在全局考慮選擇放棄日本賠償,這是當時時代局勢下最現實的選擇。

中日兩國都有急於建交的意願,盡管在臺灣、賠償問題上有分歧,但在周恩來的求同存異原則下,聯合發表瞭聲明,9月29日正式建交。

在聲明中,日本表示尊重和理解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中國政府立場,並未正式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中日聯合聲明》中日雙方都留有餘地,隻是兩國政府間的意向書。

中國憲法規定在決定戰爭和和平的問題須由全國人大批準,但包括這些問題的《中日聯合聲明》並沒有經過全國人大批準,是不具備法律效力的,隻是權宜之計,在中日雙方簽訂協議前,意向是可以不算數的,尚有回旋餘地。

1977年7月,在周恩來、毛澤東先後逝世後,鄧小平正式復出,成為中國決策層。為瞭中國經濟發展,推進改革開放,鄧小平加速瞭中日締約進程。

1977年9月開始,鄧小平連續會見3個日本訪華團。

鄧小平在對當時國際時局進行判斷後,在符合中國最大利益下,在第三方美國督促下,中日雙方努力下,1978年8月12日中日正式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這意味著意向承諾有瞭法律效力,中國政府正式確認放棄索賠。

四、結語

任何重大國傢決定,離不開當時時代背景,中國放棄對日本戰爭索賠的前後經過也不可能例外。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就如周恩來當年預言的中日關系螺旋式發展一樣,兩個鄰國在邦交四十幾年中,經濟上關系越來越緊密,中國從中也獲得瞭巨大的利益。

參考文獻:《你是這樣的人——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主編:鄧在軍,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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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1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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