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認識對實踐具有反作用，正確的認識能夠指導實踐取得成功。我們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之死能夠取得勝利，是毛主席的正確理論指導給我們指引瞭前進的方向，新中國成立後的建設亦是如此。
但是，在毛主席生前，卻沒有發表那部極其重要的理論結晶——《論十大關系》，這是為什麼？
《論十大關系》的形成
新中國雖然成立瞭，但中國人民重鑄輝煌卻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我黨為之奮鬥的目標，但是如何從新民主主義最終過渡到社會主義，如何建設、如何鞏固和發展卻讓我們經歷瞭一個極其艱難曲折的探索過程。
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傢試圖將我們扼殺在搖籃裡，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都對我們進行瞭嚴格的封鎖，偌大世界，舉目無援。
一時之間，隻有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傢同情和支持新中國。在經過瞭朝鮮戰爭和國民黨叫囂著“反攻大陸”之後，中國實行瞭“一邊倒”等政策，與蘇聯結盟。
在國傢的建設上，剛剛從槍林彈雨中退下來的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多少經驗，隻能根據現存的，對社會主義進行設想的資料和書籍還有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經驗來建設中國，為此，我們吃瞭很多苦頭，也走瞭很多彎路。
在政治上，蘇聯實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蘇聯在較短的時間內依靠著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瞭一套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獨立工業體系。當時的中國重工業極其不發達，有蘇聯老大哥的榜樣在前，我們便依樣畫葫蘆開始學習瞭。
但是，以為自己掌握瞭社會主義建設密碼的蘇聯內部的模式卻逐漸顯現出瞭崩盤的跡象。
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雖然在短時間裡鞏固瞭新生的政權，但是卻不利於發揮人民的積極性，不利於解放生產力和長久改善民眾的生活，高度封閉的外交政策也使蘇聯陷入瞭閉門造車的險境之中。
在新中國成立的最初三年裡，我們基本上是照搬蘇聯模式，但是毛主席卻一直隱隱覺得不滿意，心情也不舒暢。直到1956年，蘇共的二十大召開，雖然赫魯曉夫傳達出瞭很多錯誤的觀念，但是此次的會議內容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瞭大傢對蘇聯模式的迷信和教條。
赫魯曉夫
以此事為契機，毛主席決定帶領我黨和我國人民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期間，毛主席和政治局、國務院的同志一起聽取瞭三十四個部委的工作匯報。
除此之外，還看瞭國傢計委編制的關於產業結構、生產力佈局、國防工業建設規模速度、經濟管理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等方面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對我國當下的各方面發展情況有瞭全面的瞭解和掌握。
第二天，毛主席便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報告瞭他在這兩個月中不斷思考和總結的智慧結晶——《論十大關系》。一個星期之後，毛主席又對其進行瞭進一步的闡述。
如果說照搬蘇聯模式是新中國在初生階段如嬰兒般的“牙牙學語”，那麼《論十大關系》便是真正融合瞭中國血脈的建設藍圖。
《論十大關系》便是提出瞭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解決的十大矛盾問題，也就是十大關系，這十大關系主要涉及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探索、經濟體制改革的思想、社會政治生活領域的方針政策和向外國學習的問題等方面的思考。
毛主席的這一經典著作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正如鄧小平寫給毛主席的信中所說的，“這篇東西太重要瞭，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鄧小平所預想的不錯，《論十大關系》直到今天都煥發著生命力。
然而，這樣開天辟地般的著作，毛主席卻幾次不同意他發表，一直到1976年才在《人民日報》上得以發表。
久未發表的治國良方
1957年5月18日，毛主席在一次中央領導同志小規模的會議上提到瞭《論十大關系》，他說：“去年4月講的‘十大關系’已經一年瞭，也還不準備發表。”
毛主席是一個非常重視實踐的人，當時在提出瞭“十大關系”之後，首先是在黨的高級幹部中進行過傳達，正確處理十大關系，作為八大的指導方針，多方面地體現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
因為之前學習蘇聯所得到的經驗和教訓，讓毛主席覺得，《論十大關系》雖說已經是多方聽取意見所形成的結晶，但仍需要根據現有不斷變化的情況進行改進，所以不急著發表。
況且，毛主席的許多文章其實都是依照講話而整理成文的，這次將《論十大關系》先在黨內傳閱，也是如往常一樣，除瞭他自己反復思考，斟酌修改之外，還希望能夠得到其他領導人的不同意見，將這篇文章修改得臻於完善。
毛主席一直以來都有著這個習慣，據郭沫若回憶，毛主席寫文章標點符號都不放松。1949年第一屆全國政協產生的幾個憲章和宣言，毛主席親自校對，務求一個標點都不出現問題。
某年，山西省委上報瞭一篇文章《大泉山怎樣由荒涼的土山成為綠樹成蔭、花果滿山》，這篇文章在交到毛主席手上之前，已經由各級部門數次修改過。
但是毛主席還是對這篇文章精雕細琢，光是標題就經過瞭多次的斟酌，最後改成瞭《看，大泉山變瞭樣子！》，另外正文部分僅首頁、中間頁和末頁這三頁就已經修改瞭六十多處，可想而知毛主席對待公開發表的文章有多麼認真細致。
更何況是對於國傢發展規劃來說極其重要的《論十大關系》，他再三斟酌一直未發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此外，毛主席其實還有一個習慣，那就是他講話歷來不喜歡被記錄，據楊尚昆回憶，在50年代的一個小型會議上，毛主席看到他和胡喬木正在紀錄講話，便把本子要過來看瞭一眼，說：“你們記這些幹什麼，以後不要記瞭。”
所以，毛主席在1956年《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既沒有錄音也沒有速記，中央辦公廳還是根據之後幾位同志筆記整理出來的稿子，其實根本達不到毛主席發表文章水平的要求，他拿到這個版本之後非常不滿意，後續還進行過很多次的修改。
所以，這也是《論十大關系》發表路上的障礙之一。
在1965年的時候，黨內的同志曾經建議毛主席將修改稿《論十大關系》作為內部文件下發給縣、團以上的各級黨委進行學習，毛主席在批示的時候說，此稿還不是特別滿意，將它下發到全國各個單位去，征求下意見也好，以便之後可以進行修改。
這時印發的“十大關系”稿，是以毛主席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紀錄為基礎，吸收4月25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的部分內容整理成的，依照毛主席的意見，在1965年12月27日以中發（65）751號文件（秘密）印發。
1965年的這份向毛主席征求意見的稿子依然隻是一個比底稿稍微完整一點的版本：將小標題（四）修改為“國傢、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九）修改為“是非關系”；（十）修改為“中國和外國關系”，總體變動不大，所以毛主席沒有同意在此時發表。
此事就這樣擱置瞭下來，而這一擱置，就又過瞭十年的時間。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輯工作期間，曾經向毛主席報告過《論十大關系》一文的相關事宜。
鄧小平向毛主席報告，《論十大關系》已經按照兩次講話紀錄的稿本進行瞭綜合的整理，並且還在隨後寫給毛主席的信中強調，這次的整理比較成功，“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後即予公開發表，並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
毛主席十分重視鄧小平同志提的建議，拿到報告之後，當天就在辦公室進行瞭批示，毛主席表示他同意將定稿版本的《論十大關系》印發給政治局同志閱覽，但先不要公開，也不要登報。
毛主席的意思是，將《論十大關系》一文收錄到他的《毛澤東選集》裡，隨選集一起公開，就不必單獨公開發表瞭。所以，一直是到瞭1975年，《論十大關系》面世之後近二十年之後，才由毛主席親自審定正式定稿。
1976年9月9日，共和國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與世長辭。也是這年的12月26日，在毛主席誕辰83周年紀念日當天，《人民日報》等全國的主要報紙刊載瞭公開發表的《論十大關系》一文；《紅旗》雜志等全國主要期刊的1977年第一期都轉載瞭此文。
隨後，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全國各個主要的出版單位，都印行瞭大量的不同裝禎形式的單行本，同時，少數民族文字版本和海外版本也馬不停蹄地面世，一場學習毛主席《論十大關系》的熱潮在全國如火如荼地興起。
《論十大關系》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較為系統地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探索的開始。
但是在此文形成的初期，毛主席認為，我黨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諸多問題的思考都還處在起步階段，毛主席最為信奉的便是“實踐出真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倘若還有一部分理念未經過實踐的檢驗，實在不是發表的最佳時機。
並且兩次講話的講稿都因為種種原因，未得到妥善地整理，這對於《論十大關系》的發表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況且，毛主席從來都不是一個急功近利的人，他提出“十大關系”，是想要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指一條明路，並非是想要拿著這篇文章收獲什麼名聲和榮譽，這於他來說，根本無從掛齒。
所以，盡管毛主席一直對《論十大關系》之前的調查研究評價很高，但是對文章本身卻一直不滿意，他想要的是一份符合國情的完美的理論，為此延遲發表，也不難理解瞭。
《論十大關系》自發表以來，其所蘊含的探索近十年和方法論意義一直都被中國共產黨所傳承著，即使在中共八大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偏離瞭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設定的正確航線。
但是我黨的領導人在1965年和1975年兩次希望借助《論十大關系》的力量將國傢拉回正軌，足以說明他的正確性和生命力。
此外，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的，要正確處理重點和非重點，用抓好重點來促進非重點的更好解決。這樣一種辯證的方法論，在我黨後來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一直都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並且，在此文中，毛主席始終強調著我們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建設社會主義，也就是要緊緊依靠人民，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來改造這個世界。這也是我黨思想路線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
《論十大關系》雖然已經發表瞭四十多年，但其中蘊含的毛主席治國理政的智慧，毛主席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看法，是值得我們永遠去學習和傳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