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代價矛盾？代際矛盾是指由於代際關系不協調而引發的矛盾，將其置於當今美國政治社會中看，社會代際關系所引發的矛盾日益激烈。
在社會代際關系中，主要囊括瞭中老年人和後輩兩代人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和行為方式等諸多方面的矛盾。這也印證瞭一位美國80後的洞察：“危險的老人統治正吞噬美國兒女”。
美國進入老人政治時代
中國有一句俗語，叫做“薑還是老的辣”。在美國同樣認可這句話，美國憲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年齡未滿35歲及居住於合眾國境內未滿14年者不得競選美國總統。”這一法律條文就赤裸清晰地表明，美國政治對於“少壯派”並不算友好，沒有人是天生的政治傢。
然而，美國憲法規定瞭競選總統的年齡下限，卻沒有對競選的年齡上限做出明確規定。
特朗普宣誓就職美國總統時已有70歲，是美國歷史上最年長的總統，這一紀錄很快就被拜登刷新瞭，這位奧巴馬曾經的副總統以77歲高齡坐上瞭總統之位。同時，在民主黨內競爭的桑德斯和佈隆伯格、沃倫都是妥妥的“70後”。
因此，在四位民主黨候選人同臺競爭前，需要開具自己的身體健康證明，以證明自己在古稀之年仍然擁有擔任總統的身體和心理素質。
因為無論在哪個國傢，雖然年齡與智慧幾乎成正比，但並非是年齡越大就能勝任領導人一職，當人的年齡過高時，記憶力、體力、精神狀況都會出現明顯下降，嚴重時甚至會喪失行為能力——這對於美國總統不長不短的四年任期極為危險。
這是否證明，年齡越大，越符合美國選民眼中“睿智的領導人”形象呢？顯然這和社會心理導向關系不太緊密。大多數美國民眾認為，40歲是擔任總統的黃金年齡，此時的競選者擁有足夠的智慧閱歷和充沛的精力，正如42歲當選總統的老羅斯福和肯尼迪。
盡管美國社會似乎更青睞40~50歲的領導人，但是在民主黨和共和黨提名候選人階段，總體而言都趨近70歲，再難遇見所謂的36歲佈萊恩提名者，因此，可見美國已經步入瞭老人政治時代，而致使這一現象發生的根本原因顯然不是選民的選舉意願。
肯尼迪
競選過程中的年齡優勢：年長VS年輕
盡管在調查數據中顯示，民主黨和共和黨提名候選人平均年齡約為52歲和56歲——總體年齡偏大且有不斷上調的趨勢。但仍舊有一個疑問：在兩黨對決中，總有一個年齡大的和年齡小的，此時誰會更占優勢呢？
平均而言，兩黨競爭的候選人之間年齡差在9歲左右，年齡差最大的2008年總統競選，奧巴馬比麥凱恩年輕約25歲，最小的是在1924年，共和黨的柯利芝比民主黨的約翰·戴維斯隻大瞭不到三個月。
在31次總統選舉中，20為入主白宮的提名人都是年齡較大的一方，這一獲勝幾率已經達到瞭70%。
而這需要排除小羅斯福總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三次奇跡般的連任——在其逝世不到兩年後，美國國會就通過瞭憲法第二十二條修正案，明文規定總統連任不得超過一次，也就是任期不得超過兩屆。
同樣，拜登以77歲高齡戰勝彼時74歲的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通過年齡模型得出的概率而言早已預言。在此前的31次總統選舉中，在任總統比競爭者年齡小的次數是17次但且取得連任的次數隻有4次，因此，拜登戰勝特朗普的成功率在76%。
反向思考，從嚴謹的論證態度出發，在任總統比挑戰者年齡大的次數為14次，挑戰者失敗的次數為11次，在任年長總統的勝率為80%。
所有的概率論都是可能性分析，當常規概率碰上“黑天鵝事件”——小羅斯福總統三次連任獲勝與新冠肺炎疫情，即使年齡會發揮作用，這一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僅是影響選民選票的諸多因素之一。
就比如特朗普連任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經濟遭受新冠疫情的沖擊，導致選民自身經濟狀況衰敗，可見此類特殊情況下，疫情控制的重要性完全碾壓年齡因素。
但不可忽視的是，拜登不僅借瞭新冠的“妖風”，而且在年齡模型上占據極大優勢，從兩者最終選票差距不大的驚險之勢來看，如果民主黨換一個比特朗普年輕的候選人提名，也許特朗普仍然存在勝出的可能性。
陷入死循環的老人政治：美國年輕人的政治困境
當大部分權力被把控在一小部分老年人手中，將會發生什麼事呢？
在一位美國80後——1986年出生的新銳保守主義者和美國保守派期刊《美國事務》的創始人尤利烏斯·克萊因的眼中，美國在老人政治上的走向甚至極其類似蘇聯晚期政治。盡管美國擁有較為年輕的人口結構，但其政治、科研等領域的老齡化現象卻十分嚴重。
與拜登同臺競爭民主黨候選人的桑德斯參加競選時已經78歲瞭，但他卻被譽為“最受年輕人歡迎的候選人”，他在30歲以下選民中的支持率高達71%，盡管他兩次從此民主黨提名均以失敗告終。
桑德斯
桑德斯自稱為民主社會主義者，他自大學時期以來一直信奉和堅持踐行民主社會主義，他不止一次強調“經濟權力就是人權”，並稱其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為“21世紀版羅斯福新政”。
桑德斯身為一個激進左派，主張實現教育公正，如建立免費托兒所、免費公立大學、提供價格合理的住宅、增加超高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提高社保等等。
即推動美國社會走向“老有所養、幼有所教、難有所助、貧有所依、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主義社會。這一激進的主張在年輕人群體中頗受歡迎。
首先，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並不受有身份有地位的中老年資產階級群體歡迎，因為他提出的“經濟權力就是人權”十分敏感，幾乎觸動瞭美國權利價值觀的根基：在此之前都是強調政治權利平等。
桑德斯的新羅斯福新政將動搖美國的社會階層，對美國的社會財富分配造成重大改革。然而，在深深受到“年輕而思想保守者無激情，年老而觀念自由者無思想”的結構性困境制約的美國年輕人群體，卻大力支持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美國年輕人正處於一個政治困局：難以攪入精英政治。
現今，美國社會的本科文憑含金量在不斷降低，美國大學畢業生失業率已經連續多年高於全國平均失業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更是有超過40%的大學畢業生所在崗位不需要大學文憑，同時，8個人中就有1個平均年薪不超過2.5萬美元。
在本科文憑一再縮水的背景下，接受美國大學教育的費用卻在不斷增加。
很多大學畢業生畢業接受瞭四年優質的批判性思維教育，被承諾畢業後將實現經濟安全，卻在從德國古典哲學系或數學與金融系後趕著老人護理助手的工作，掙著微薄的薪資，還要給他們帶上沉重的債務枷鎖——顯而易見，這是培養革命先鋒隊的良策。
沒有資產的美國年輕人無法擁護資產階級，因此一波又一波地聲援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但在桑德斯在參與民主黨候選人競爭中，被質疑年齡時——與拜登相比，桑德斯落敗顯然不是那戲劇性的一歲，而是因為過於激進的變革觀動瞭兩黨“老民主”的奶酪。
為何不能誕生一位“年輕版桑德斯”呢？即擁有超高的支持率和人氣，畢竟桑德斯當時的選票已經超過瞭希拉裡和特朗普的總和，又擁有年富力強、積極變革的身體和心理素質。
美國社會中存在著千千萬萬的“桑德斯”，他們年輕、激進、支持改革，但若是要讓他們擁有桑德斯那麼優秀的教育經歷和從政經歷、超高的知名度、以及巨額競選資金等等硬件條件，全美幾乎找不出一個。
歸根究底，美國年輕人面臨著令人難堪的政治困境，在被冠以民主政治的社會裡，沒有機會去觸碰政治資源，何為老人政治？並非政治資源都集中到瞭美國的老人手中，而是掌握權利的這批人，抓得太緊、窩得太久，以至於他們都老瞭。
所謂老人政治就是階層固化、政治資源集中化的遮羞佈，現如今的美國社會，若想接觸政治，若非像桑德斯一般從政多年，否則必然分為兩大類：一是出身如“佈什王朝”或克林頓傢族的政治世傢；二是極具影響力的媒體達人，深諳選舉造勢，如特朗普。
老人政治不僅是美國年輕人的悲劇，更是美國民主政治的悲劇。
對比中美老齡化社會矛盾
美國在上世紀40年代就已經開始瞭老齡化進程，而中國卻是在21世紀在恍晃晃悠悠地進入瞭老齡化社會，同樣是步入老齡化的社會，中美之間因為老齡化程度不同，兩國間因老齡化產生的矛盾也存在巨大差異。
美國現階段的代際矛盾已經不再是簡單的養老、社會福利和保障措施等問題，老齡化在政治層面出現瞭外擴——即老人政治。而現階段的中國社會也因為老齡化面臨著從傢庭到社會的代際危機。
在中國因老齡化導致的代際矛盾首要表現為，老年人的社會地位下降。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傳統孝文化的衰落，這一流動過程恰恰於美國社會相反。
在中國社會，因為社會開放與轉型，年輕人可以獲得比老年人更多的知識和技術資源，年輕人對長輩的依賴逐漸減少，走向獨立個體的新生代對傢庭代際關系感受淡薄。
因此，老年人在傢庭中表現為非主體化，在社會中則表現為經濟地位的下降、政治地位的削弱、社會地位的邊緣化。老年人反而成為瞭弱勢群體，老年歧視是代際關系中引發沖突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在美國社會中，年輕人面臨難以接受高等教育、就業困難、失業率高、負債率高等固有困境，年輕人越來越無產階級化；老年人則牢牢把控國傢重要權力部門，對既得利益的維護致使階層固化。
由此證明，貧富差距過大並不僅一個經濟學命題，更是一個社會學、政治學命題。
其二，導致中國老齡化社會中老年人地位下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老年人社會參與不足。
這裡所指的社會參與是指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多個方面的參與度不足，老年人因為身體、心理壓力導致自尊心和自信心下降，不願意參與到社會互動中來獲取資源，缺少資源交換在“孝”文化日益沒落的今天，將導致老年人和年輕人的代際斷帶。
換個角度說，社會可提供給老年人進行社會參與的途徑太少瞭，競爭力下降和獲取信息速度渠道的落後，導致老年人與社會其他群體疏遠——這是一種另類的死循環，無法融入社會，就更加難以和社會其他成員溝通，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文化思想上的差距會越來越遠。
在這一點上，美國社會與中國社會存在共通性，但這一共同重點並非存在美國老年人群體和青年人群體之間的觀念差異而導致的社會參與積極度不高，在美國，這一差異突出表現在特定年齡階段的特定階層。
在“雞娃”一說當道的今日，有一個熱度頗高的話題：你能否接受你的孩子考不上你的大學？事實上，在美國的中產階級裡，父母曾憑借較好的教育取得體面的工作——一個足以養傢糊口，看來輕松的文員，但這卻絕對難以負擔日益增加的大學教育費用。
於是，階層跌落出現，在美國的科研所、醫院、重要政府部門等高知人員密集的行業，老齡化程度在遠遠高於農業、工商業、交通運輸業等行業。
中美之間代際矛盾和差異仍在不斷惡化，而事實上，為瞭應對中國出現美國政治那般可怕的走向，中國早有防備。
首先，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作為推動科技發展的教育業，必須被國傢牢牢把控在第一梯隊，至少在高等教育上減少教育牟利現象；其次，推動政界更新換代，不斷為領導層輸送新鮮血液；再者，減緩老齡化進程，通過補貼政策推動生育率增長。
在社會轉型時期，代際矛盾的產生不可避免，但隻要綜合運用多種手段緩和矛盾，將重點解決代際矛盾放在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一環，讓每一個老年人有尊嚴、健康快樂地安享晚年，老齡化社會矛盾之於當今的中國而言，尚且不用過分悲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