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世界百年變局與中美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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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期的世界是美蘇兩極格局,那個時候的世界格局還相對比較穩定。1991年蘇聯解體後冷戰結束,世界結構就從兩極格局變成瞭“一超多強”。“一超”就是美國,“多強”包括中國、日本、歐洲和俄羅斯。在冷戰後的十幾年中,這個格局也是很穩定的。

二十一世紀以來,美國仍是全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也扮演著決定性角色。

中國實現經濟騰飛,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和地區政治問題上,沒有中國的參與和合作,已經很難達成一致。此外,中國是美國的第一大債主,同時,美國又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中美之間的關系密切且復雜。

金燦榮教授認為,2008年,美國的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破產,以這個事件為標志,美國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世界領導地位開始下降。

美國內部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以後,底層群眾非常不滿,就要找一個反體制的人,最後就找到瞭幾乎不被所有人看好的特朗普。

金燦榮曾就世界百年變局與中美關系發表過相關言論。

特朗普的這四年

美國的全面遏制中國發生在特朗普當政時期尤其是後兩年。在奧巴馬執政後期,中美關系就開始出現明顯裂痕,特朗普當選後,開局即對中國不友好。

兩國關系的江河日下是從華盛頓對中國加征關稅開始,首次加征的關稅雖然數額隻有500億美元,可稅率達到25%,中國的反制激怒瞭特朗普,之後的貿易戰和經貿談判宣告雙方進入到短兵相接的對抗階段。

疫情在美國的爆發以及特朗普的抗疫不力導致選情岌岌可危,讓他加速操作反中議題,華盛頓從疫情起源和名稱、經濟和科技、香港、臺灣、新疆、南海等各方面發起瞭對中國的攻擊,特別是特朗普下臺前的最後兩個月,兩國幾乎遊走在戰爭的邊緣,形勢一度非常危急。

美中關系在特朗普時期跌到谷底。

特朗普執政的這四年,對華戰略奉行的是“原則現實主義”,中國被華盛頓鷹派定位為美國最大的戰略對手甚至是敵人,雖然美國在言辭上也表示合作,可在實際的對華行動中,隻有競爭和遏制,沒有合作。

隻要能夠把中國打趴下,什麼手段都可以使用,哪怕對美國自身利益也帶來瞭很大的損害。

在華盛頓的鷹派看來,隻有用對等的原則和手段同中國打交道,即以彼之道還彼之身,才能讓中國明白和“清醒”。特朗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技術戰、媒體戰、外交戰等對中國的極限打擊,秉持的都是此一原則和思路。

然而,“對等”或“互惠”政策從實際上看來,並沒有起到它應有的效果,雖然在某些方面造成對手的很大痛苦。

比如對華為的芯片斷供,但也在很多方面違背瞭美國自己在國際市場上的自由開放原則上的底線,並招來瞭中國的“對等”報復,損害瞭美國自身的利益,包括對被對等對抗所裹挾的個人,也造成很大的困擾。

特朗普打擊起中國來看似無原則,給人的感覺很“爽”,可四年下來,中國應該已經適應瞭他的這種行事風格。

比起特朗普的難纏,拜登是一個更難對付的對手。

拜登曾任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在副總統任上同我國領導人見面八次,雙方可以說是相當熟悉瞭。

分析人士指出,拜登豐富的外交經驗和對華認知有助於他理解中國問題的復雜性和敏感性,使得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上會遵循一般的外交決策原則,回歸以往的常規外交模式,不會像特朗普一樣一味強硬和極限施壓。

拜登在遏制中國上,也不像特朗普那樣沒有分寸感,從這點看,有利於改善美中關系,但拜登比特朗普受到的國內約束也更大。

拜登的對華政策與特朗普明顯不同

第一,拜登出手比特朗普更有章法,顯得更有預期性。

特朗普某種程度上是率性而為之人,或許他自己都不清楚下一刻要做什麼,給人的感覺是憑性子來,東一榔西一棒的,讓人難以預料。

拜登是建制派的職業政客,在做副總統時期就負責外交,有著長期的外交經驗,而且也熟悉中國事務,他的外交團隊也是行傢裡手,因此出臺的政策和措施感覺有條有理,徐徐而來。

第二點,在對待盟友和國際組織的態度上,特朗普不重視盟友,使蠻力單幹,一言不合就退出國際組織,而它們多是由美國創建的。拜登則善於借助多邊主義的平臺,聯合盟友一同抗中。

從拜登執政的這半年多的時間,有兩點基本可以確認:

一是他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而進行遏制,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便對抗。但這種遏制和對抗不是無底線的打壓和脫鉤,不是新冷戰,算是講規則和有底線的。不會和中國進行新冷戰或者使兩國完全脫鉤。

二是強調競爭也並非就不要合作,在有些領域需要合作,拜登自己也不否認和中國開展有限合作的必要,特別是在面對全球變暖的問題上。

氣候領域的中美爭奪戰

如今在氣候問題上,呈現出中國美國和歐盟三足鼎立的態勢。三方之中歐盟一向態度最為激進和主動,以前的氣候談判歐盟是推進力量。美國的態度則相對消極。

美歐雖是盟友,在氣候問題上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但也有沖突的一面。中國近年來在全球氣候問題上變得越來越積極。歐盟要實現氣候目標和進程,就必須有賴於同中國的合作。

所以去年聯大會議上我國領導人宣佈中國將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時,得到瞭大多數國傢特別是歐盟方面的歡迎。

特朗普政府對全球氣候變遷的藐視特別是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不僅傷害瞭美國的道德形象,加深瞭和盟友在這一問題上的隔閡,也讓中國開始主導全球的氣候議程和規則的制定權。

氣候問題不但事關大國道義的擔當,而且還有著實實在在的利益,在有關氣候變化的碳減排、低碳經濟和綠色投資等領域,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產業鏈。誰主導瞭這個領域的規則和標準,誰就能夠獲得最大利益,拜登政府顯然不想讓中國捷足先登。

拜登在上任百日內急著舉行氣候視頻峰會並邀請40國領導人與會,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重奪美國在氣候領域的主導權和領導力。美國提出自己的氣候目標,不僅對中國形成新的壓力,還將會增強美國在對中國競爭和對抗時的自信力。

拜登和他的團隊也多次表達過新政府會恢復特朗普退出的國際組織和機制,如巴黎氣候協定、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人權組織、伊朗核協議等。

這一方面是要發揮美國的國際領導力,平衡中國在這些國際組織的影響,如果美國退群,重回孤立主義,就不可能繼續在國際上發揮領導力;另一方面也是為瞭在這些全球性問題上贏得盟友信任,以換得盟友在遏制中國時的配合。

拜登新政府如果隻是在政治、軍事、外交方面加強和盟友協調,而在這些關乎全人類利益也是它的大多數盟友在乎的問題上繼續不承擔責任,其盟友可能對它還是不很信任,不能很好團結它們應對中國的挑戰。

不過,相對於中國,美國在氣候問題上的一個隱患就是沒有一個一致性的立場。

雖然拜登政府扭轉瞭特朗普時期對氣候變化的態度,可假如四年後拜登不再執政,美國政府在氣候問題上的做法屆時會不會改變,就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這使得中國看起來比美國在氣候問題上更負責,也讓歐洲不得不顧及同中國的氣候合作,不能在圍堵中國上跟得美國太緊。

而中國在氣候談判上會堅持以發展中國傢代言人的身份,為廣大發展中國傢爭取最有利的條件,以繼續贏得它們在其他問題上對中國的支持。

可以說,中美在氣候領域爭奪主導權和影響力的較量已經展開,雙方都想用氣候這張牌來實現自己的地緣政治目標。中國會借這個平臺,提出自己的氣候主張,不會讓美國唱獨角戲。

美國為什麼會越來越懼怕中國,筆者分析有以下幾個因素。

中國政府在世界各國中最先控制住瞭疫情,而此時西方卻身陷疫情,花瞭一年多的時間才勉強讓疫情有所好轉,這個對比讓拜登實實在在感受到瞭中國這套體制的厲害以及對西方國傢的威脅,必須戰勝中國,否則西方會落敗。

金燦榮教授所講的新冠疫情會加速原來的百年變局,新冠疫情是個催化劑,就是這個道理。

以中國的人口和體量,如像西方一些經濟研究機構預測的那樣在未來10年左右經濟總量超越美國,實現瞭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那麼中國這套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治理模式,將會對世界其他的國傢產生吸引力,具有某種示范效應,使它們學習和模仿中國的做法。

如果很多國傢從中國的成功中相信中國的體制和做法,將對自詡為民主燈塔的美國構成強有力的挑戰,削弱美國的影響力。

美國國務卿佈林肯前不久公開表示,中國是唯一有實力對美國塑造"規則、價值和關系"全球體系能力構成嚴重挑戰的國傢,將中國列為本世紀美國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中美"2+2"阿拉斯加會談就在這個背景下舉行的。

從雙方的開場白看,雖然美國把中國定位於挑戰者,然而顯然也沒有把中國看作"對等"的談判對象,還帶有某種教訓的味道,被我國外交官認為"居高臨下"冒犯瞭中國尊嚴,招致反擊。

中國外交官這種在美國土地上怒懟美國的行為,美國以前可能確實從未遇到過,中國發出"不吃這一套"的平視美國的信號震動瞭美國精英層,強化瞭華盛頓對中國的危機意識。

拜登的對華政策受制於美國的內政。拜登嚴重受制於美國社會內部的分裂特別是兩黨鬥爭,哪怕是國內議題,隻有打上抗中的旗號,才能獲得正當性,才有可能不會在國會招來共和黨的反對。

這次美國大選,作為前總統的特朗普輸瞭,可作為“保守主義者”的特朗普沒有輸,7300萬選票,共和黨的“特朗普化”,都是拜登對華政策的制約因素。

在優先解決國內問題,彌合美國社會的分裂以及兩黨和民眾趨於對華強硬的背景下,拜登改善對華關系的空間不大,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謹慎,不被對手抓著把柄。

對美國而言,拜登處理對華事務每一步都會受到兩黨惡鬥以及對華不友好的輿論掣肘,共和黨和輿論都在拿放大鏡檢視拜登如何同中國打交道,等著他犯錯。

最後,美元作為美國的後盾,是拜登備用的一張威懾中國之牌。這張牌之所以備用,是因為它對對手和自己都殺傷力太大,因此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輕易打出來。

中美對抗到現在,即使在特朗普最瘋狂的時期,也沒把中國清理出美元支付系統,原因在於,中國本身的經濟體量龐大,又手握3萬億美債,若把中國剔出美元支付系統,雖然對中國打擊巨大,但中國如果反擊,美元霸權亦可能提前終結。

此外,中美的金融戰勢必會癱瘓全球金融體系,在雙方還都沒有做好破釜沉舟的準備前,這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行為。

拜登執政的未來幾年 中美關系會好嗎?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裡德曼將拜登的對華政策概括為“謹慎制衡”,通俗理解起來大概就是,在能夠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須競爭的地方競爭。

具體而言,又可分成這樣幾個層面:在意識形態和軍事領域的對立與對抗,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競爭與限制,在氣候變化、傳染病防治、核擴散和人文交流上的有限合作。這大概會是拜登新政府未來四年處理對華關系的思路和輪廓。

這個“遏制/競爭+合作”的對華政策框架,同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最大區別,是後者沒有合作,隻有遏制與圍堵。

但它也不同於特朗普之前美國歷屆政府奉行的對華“接觸+遏制”政策,這一政策是接觸為主,遏制為輔,而拜登的對華政策將是競爭/遏制為主,合作為輔。

中美關系的對立和對抗,首先並且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地緣政治上。

美國曾認為通過兩國經濟和其他方面的融合以及將中國納入全球化,能夠緩慢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使中國轉型。

但40年的接觸政策沒有達到該效果,中國似乎在向期望的相反方向回歸,既然事實證明通過接觸不能改變,那就隻能通過對立和對抗,用遏制圍堵的方式來改變中國。這現在是華盛頓的想法。

中美政治體制和地緣戰略的對立與沖突,除直接體現為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的較量外,現階段更主要是通過經濟競爭和科技圍堵來實現的。中美過去40年的最大變化,就是經濟、科技和產業鏈的深度融合,成為瞭某種意義上的事實共同體。

經貿是兩國關系的壓艙石,這個壓艙石一旦動搖瞭,中美關系這條大船就會傾覆。華盛頓正是意識到這一點,所以要來個釜底抽薪。

但鑒於兩國經濟結合得太緊密,要做到經濟完全脫鉤,既不現實,對美國的損害也同樣巨大,所以退而求其次,先部分脫鉤,把重點放在科技上。

因為未來的國傢競爭,實為科技尤其是高科技領域的競爭,而中國在這方面,包括科技的產業化正在迅速趕上,威脅美國國傢利益和安全,此乃華盛頓著力打壓華為以及其他中國科技企業的原因。

盡管美國總體實力比中國強,然而中國是個新興的崛起國,美中實力此消彼長,美國的優勢在相對削弱,一些方面中國在快速追趕美國甚至超過瞭美國。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也需要加強短板建設,隻有加強和厚實美國的實力,在競爭的各方面各層次上超越中國,才有可能將中國打敗。

所以拜登政府通過加大美國在基礎產業和科技的投資,提高美國經濟的競爭力,來超越中國,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一味施以極限打壓,所以,未來美國在經濟和科技上將是通過競爭的方式來遏制中國。

綜合起來說,不要對拜登政府有任何格外的改善兩國關系的過高期待,中美關系即使在拜登時期也好不到哪兒。

尾聲:中美僵局 會持續多久

就合作而言,拜登政府也重新定義瞭與中國的合作模式,亦即建立在美國實力和符合美國利益的前提下。換句話說,合作可以,但要以美國的方式合作且主導權在美國。這種設定條件的合作其實可理解為另一種形式的競爭或對抗。

所以,總體來看,抗中仍然會是拜登政府的“主旋律”,兩國政治和軍事的對立仍然十分尖銳,經濟和科技的競爭和限制會繼續強化,其他方面的有限合作隨時會因為某個環節處理不好或者對方的某個不當反應而陷入停頓。

另外,國內因素已經在美國的對華政策中發揮瞭很大作用。在未來一年,在美國中期選舉之前,也許會更加突出。

中美天津會談之後,留給華盛頓來穩住雙邊關系的機會已經所剩不多,如果在今年年內無法取得突破的話,中美之間的這種“冷和”的狀態將至少持續到2022年年底,而且不排除進一步惡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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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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