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掃戰場時,為啥士兵都是先掏日軍的褲兜,而不是先撿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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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戰時期,中國軍隊每次打瞭勝仗之後,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通過打掃戰場,收繳死去日軍身上的武器。畢竟當時日軍軍事裝備普遍好於國內軍隊,將敵軍武器為我所用,已成為抗戰隊伍的一種慣例。

但有一支隊伍卻與眾不同,他們在打掃戰場時,第一件事不是撿拾武器,而是先掏敵軍的褲兜,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支與眾不同的隊伍,又是什麼來頭呢?

日本求學獲新知 太原起義掌一方

這支部隊是國民黨晉系軍閥首領閻錫山領導下的“晉綏軍”,戰士打掃戰場時先掏敵兜的動作,正是由閻錫山親自下達的指令,其目的是為瞭翻找日軍軍事地圖和其他有價值的軍事情報。

閻錫山之所以這麼要求,和他與日本人特殊的淵源有著直接關系,而這種淵源以及他本人的處事原則,也鑄就瞭他毀譽參半的歷史評價。

閻錫山,1883年出生於山西五臺縣河邊村一個地主傢庭,1902年19歲的閻錫山考入山西武備學堂,兩年後因表現優秀,被當時的清政府保送到日本留學。

來到日本的閻錫山,先在弘前步兵聯隊接受瞭兩年實操鍛煉,又在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理論知識,系統化的軍事訓練使閻錫山深入瞭解瞭日軍軍事思想、軍事策略以及作戰習慣,也是在這期間,他瞭解到軍事地圖等信息對兩軍交戰的特殊意義。(註1)

日軍非常重視戰前準備工作,其中對交戰地地理地貌的勘察是戰前準備的重要內容,日軍會根據所勘測到的山川、路況以及城鎮村落分佈等情況,繪制出精確的軍事地圖,作為交戰時軍事長官的戰略決策依據。

深諳日軍作戰指揮特點的閻錫山知道,這些軍事地圖上面往往會帶有軍事長官戰略動向的標記,一旦繳獲到這些地圖,就相當於掌握瞭日軍戰略部署。

所以他尤其重視地圖信息收集,要求手下士兵打掃戰場時,必須把搜查軍用地圖當作第一要務。

在日本的那段軍事留學生涯,不僅使閻錫山的軍事素養得到系統提升,還讓他結識瞭一大批日本軍國主義少壯派,如: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這些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很多都成為日後侵華日軍主力。

在日本的耳濡目染,讓閻錫山對日本有瞭較為深入的瞭解,用他自己的話就是:“我觀察日本最留心,我對日本的瞭解,亦最清楚。”(註2)這段日本留學經歷對閻錫山的思想產生瞭深刻影響。

當時,日本剛經歷過明治維新,在維新催動下,日本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都發生瞭顯著而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極大地震撼瞭走出國門的閻錫山,他被當時日本的先進理念所折服,尤其是以“尚武”精神為特征的軍國主義思想,令閻錫山大加贊賞。

回國之後,閻錫山還將自己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研究寫成一本《軍國主義譚》,意圖以此影響中國軍事思想發展。

相比之下,清政府的腐朽沒落和閉關自守,讓閻錫山生出“哀其不幸”、“勵精圖變”的念頭。恰在彼時,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漸起,正好迎合瞭閻錫山的內心所想。

他於1905年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還參與瞭同盟會全國起義戰略方案制定。1906年,閻錫山加入同盟會軍事組織“鐵血丈夫團”,比後期加入的蔣介石還早瞭兩年。(註3)

1909年,閻錫山從日本學成歸國,被清政府委任為山西新軍標統和教練官,身為清廷軍士的閻錫山並沒有中斷與同盟會的聯系,他在山西新軍中成立瞭一個“山西軍人俱樂部”一面借此廣佈人脈、爭取同盟,另一面伺機待動,時刻準備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10月28日閻錫山與所在新軍的楊彭齡、張煌等同盟會會員在太原宣佈起義,殺死瞭山西巡撫陸鐘琦,成立革命軍政府。

閻錫山被推選為新政府的山西都督,閻錫山近四十年的“山西王”時代就此開啟。

追隨強權順風倒,賠瞭夫人又折兵

受過日本維新思想影響的閻錫山,比同期湧現的大多數軍閥更顯開明和超前。他在山西普及新式教育,倡導婦女放腳,禁煙禁賭,在解除封建束縛方面走在各省前列。

同時他還大力發展工業產業,成立瞭北方首屈一指的“西北實業公司”,使山西一躍成為當時中國經濟強省,其國民生產總值僅次於上海和廣東。(註4)

在民生和經濟方面搞得風生水起的閻錫山,在政治上卻顯示出瞭他的局限性。由於革命黨人錯誤估計瞭袁世凱在推翻封建帝制方面的態度,辛亥革命勝利果實被袁世凱所篡奪,早有稱帝野心的袁世凱廢除共和,恢復帝制。

這時候,閻錫山一改自身革命信念,徹底倒向袁世凱,不僅擁護袁為中華民國“第一大總統”,還在其復辟後接受其冊封的“一等侯”官銜。

不久袁世凱病死,段祺瑞把持實權,閻錫山又開始依附段祺瑞,調轉槍口參與鎮壓孫中山護法軍政府,但其派出的晉軍隊伍卻在湖南全軍覆沒。

袁世凱稱帝失敗和反對護法軍受挫,使閻錫山開始反思自身行為,他認為是自己過分熱衷於全國政局,才導致瞭自身利益受損,所以他給自己定下瞭“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省事、不為個人權利用兵,服從中央命令,保衛地方治安”。

從閻錫山的“三不二要主義”可以看出,他實際上是將經營山西地方一隅當作自己的本分,這種地方保護思想直接決定瞭閻錫山後期與國民黨、共產黨乃至日本人之間的關系。

1924年,國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兩年後國共共同成立北伐軍,向北洋軍閥武裝力量發起沖擊,吳佩孚、孫傳芳等陸續被擊垮,北洋軍閥統治岌岌可危。

這時候,閻錫山看到國內形勢又將發生反轉,將自己的“三不二要主義”拋之腦後,果斷懸掛起青天白日旗投靠國民黨,向奉系張作霖部隊發起進攻。卻不想這一次他不僅鎩羽而歸,其所屬的雁北地區還被奉軍所占領。

但此戰卻讓閻錫山向蔣介石納瞭“投名狀”,蔣介石出於北伐需要,也非常看重這個在北方勢力強大的山西軍閥,他將閻錫山任命為“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將其納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其後又相繼任命他為京津衛戍總司令、內政部長等職,閻錫山在國民黨內部地位不斷上升,就在他沾沾自喜於自己這一次“押對寶”的時候,情況卻再一次發生變化。

北伐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的目標開始轉為強化國民黨內部控制,手握重兵的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軍閥大佬對蔣介石黨內集權產生阻礙。

蔣介石於1929年召開國軍編遣會議,要對各軍事集團的軍事編制進行壓縮,此舉遭到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人公開反對,他們於次年成立瞭“中華民國”陸海空部隊,閻錫山任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向蔣軍發起挑戰,軍閥混戰就此展開,史稱“中原大戰”。(註5)

戰爭初期,反蔣大軍在南北戰場均取得優勢,蔣介石一度險些被俘。但後期,蔣介石反敗為勝,戰場形勢出現逆轉,一直坐山觀虎鬥的奉系張學良通電“擁蔣”,入關參戰,在南北夾擊之下,反蔣大軍迅速潰敗。

“中原大戰”以蔣介石勝利而告終,閻錫山再次遭受挫敗,被免除一切黨內職務,於1930年10月宣佈下野,潛逃至大連。

審時度勢提抗戰,國共聯合禦外敵

身在大連的閻錫山並未放棄對山西軍政大局的掌控,他一面遙控指揮,一面密切關註國內形勢,待機而動。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入侵我東三省,國內形勢再生變故。在民族危難之際,當政的國民政府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思想下,一味消極避戰,妥協退讓,國內輿論一片譴責之聲。面對如此形勢,閻錫山再次審時度勢,最終做出“守土抗戰”的決定。

促使閻錫山作出抗戰決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由於閻錫山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深入瞭解。當年,他在日本接受軍事教育的同時,也深切感受到瞭很多日本人的“島國心態”。

在閻錫山看來,日本島地域狹小、資源有限,在經濟和軍事發展壯大後,他們對外侵略擴張,開展資源掠奪是一種必然,這也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由來的根本。

出於對自身勢力范圍的保護,也出於對蔣介石“不抵抗”戰略所遭受全國人民唾罵的反思,閻錫山舉起瞭“抗戰”大旗。

但受狹隘的地方保護意識影響,閻錫山的“抗戰”與共產黨倡導的抗戰有很大不同,閻錫山更側重於有限度地“守土”,而不是完全徹底地反擊日本侵略者。

在共產黨勢力不斷壯大的壓力下,加之對日本人全面侵華的擔心,蔣介石不得不重新拉攏示好閻錫山,以期重拾晉綏軍支持。

在1931年12月召開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閻錫山中央執行委員身份被重新恢復,蔣閻二人因為各自利益而重歸於好。

而對於共產黨方面,閻錫山也心存私念,他想借助共產黨的抗日力量保護自身利益,並謀取更大的政治資本。

基於這種心態,閻錫山在共產黨人薄一波幫助下,成立瞭“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

在山西進行抗日宣傳和救亡活動,有效激發出瞭全省人民抗日愛國熱情,同時也在全國產生極大影響,很多愛國青年被吸引到山西,既壯大瞭山西抗日聲勢,又為山西提供瞭寶貴的知識人才,這些愛國青年很多都成為山西抗日新軍的成員。

1936年11月,日偽軍入侵綏東,閻錫山利用他對日軍作戰規律的瞭解,指揮晉綏軍進行反擊,收復瞭被占失地。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紅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進入山西作戰。

9月25日,國共兩黨軍隊合作,取得瞭平型關戰役勝利,殲敵1000餘人,打破瞭日本人“不可戰勝”的神話。

隨後,國共兩黨軍隊又開展瞭保衛太原的忻口戰役,中國軍隊經過20餘天激戰,重挫瞭侵華日軍銳氣,使其不得不退縮至鐵路沿線和平原地帶。

見風使舵聯日寇,節節敗退終出局

閻錫山的抗戰本質上還是基於自身利益考量,而非真正出於民族大義,這就決定瞭閻錫山的抗戰決心,必定會隨著利益形勢變化而變化。

1940年前後,世界范圍內的反法西斯力量處於弱勢,德、意、日法西斯軸心聯盟勢力甚囂塵上,這種情況下,閻錫山抗日意志產生動搖,而當初他在日本留學期間結識的那些軍國主義分子,也在用各種方式拉攏他。

閻錫山利弊權衡後,決定偷偷與日本人開展合作,為自己鋪條後路。

1940年閻錫山派手下趙承緩與日本華北派遣軍第一軍參謀長楠山秀吉秘密談判,日方口頭承諾為閻錫山提供武器裝備,次年他們和日軍簽訂瞭書面《日閻停戰基本協定條款》,雙方約定:停止敵對行動,日軍可在太原、汾陽等地設立 “辦事處”,作為日偽政權蔓延發展的落腳點。閻錫山與日本人的勾連行徑,被我黨人員發現,多次對他提出警告。

有瞭日本人做靠山,閻錫山開始對共產黨人進行打壓,這同時也迎合瞭蔣介石消滅共產黨人的心思。

1939年12月,閻錫山發動瞭“晉西事變”,對八路軍領導下的“犧盟會”新軍和抗戰決死隊發起進攻,在我軍頑強抵抗和中共中央強力幹預下,閻錫山吞並我軍部隊的陰謀未能得逞,但他表裡不一的虛偽本質已暴露無遺。

眼看單打獨鬥自己占不到便宜,閻錫山加快瞭和日本人勾結的腳步。

1940年6月,閻錫山與日軍在太原簽署《軍事協定》,雙方達成瞭“合作剿共”意向,日軍主動將自己掌控的部分據點交給晉綏軍駐防。雙方還劃定瞭各自“防禦進剿”區域,規定在必要時可共同“會剿”。

閻錫山本想借助日軍勢力,徹底絞殺我軍在山西軍事力量,但他的如意算盤又一次落空瞭。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日本敗局已定。

提前得知日軍將無條件投降消息的閻錫山,不顧國共雙方聯合抗日的事實,提前派人與日軍約定,由其全權接收日軍投降物資和日偽軍改編,隨後又利用這些受降武器和人員進一步擴充軍隊,為與共產黨隊伍開展內戰做積極籌備。

閻錫山成立瞭“政衛組”和“太原特種警憲指揮處”等特務組織,開始搜捕和殺害共產黨員及“犧盟會”會員,很多社會進步人士也慘遭毒手。

9月份,在閻錫山指使下,晉綏軍向我軍發起進攻,我軍奮起反擊,雙方正式開戰。晉綏軍在我軍攻勢下節節敗退,到1948年7月,整個山西隻剩下太原一座孤城。

1949年3月,大勢已去的閻錫山乘飛機逃往南京,4月太原被解放,閻錫山在山西再無立足之地。同年12月份,閻錫山跟隨蔣介石逃往臺灣,“山西王”在大陸的歷史徹底終結。

結語

敗退臺灣後的閻錫山開始總結自己的人生經驗,他把自己的處世哲學歸納為六個字:“發於仁,歸於中”,意指:無論做什麼事,“仁”是根本出發點,“中”是基本原則,不能偏於左右。

閻錫山的總結也是他一生行為的內在溯源,他喜歡在各種利益糾纏中,尋找最有利於自己的那個平衡點,為此他會不斷改變立場,力圖左右逢源。

但歷史現實證明瞭他所謂的發自“仁”心,不過是自我標榜,而“中庸原則”也沒有給他帶來真正的利益最大化。

由於缺少純粹的內心信仰,他隻是以一種賭徒般的心態去盲目押寶那個他自認為最正確的方向,但現實屢屢證明瞭他的判斷失誤,最終他被歷史的車輪拋於塵埃。

閻錫山的墓地坐落於臺北陽明山,在他墳墓前至今仍豎立著一個大大的“中”字,向世人彰顯著他自己的人生體悟,但不知後人觀此又會作何感想?

參考文獻及註釋

(註1)《閻錫山評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作者:中共中央黨校編寫組)

(註2)《閻司令長官抗戰復興言論集》第2輯,(抗戰復興出版社出版)

(註3)《山西王:閻錫山秘事》(新華出版社,作者:羅學蓬)

(註4)《閻錫山與日本關系史研究》(書海出版社,作者:葉昌綱)

(註5)《民國記事 徐鑄成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作者:徐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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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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