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對德軍說:叔叔可以把我埋淺點嗎?我怕媽媽找不到,結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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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時候,語文老師給我們講過一篇課文,叫做《奧斯維辛沒有什麼新聞》。

這篇文章講的是一名記者來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參觀,雖然如今的奧斯維辛已經沒有什麼新聞可以報道,可是他卻有一種一定要寫點兒什麼的使命感,以慰藉在這裡死去的400萬亡魂。

當時在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就感到內心一陣疼痛。今天的人們,把奧斯維辛集中營裡遇難者生前的個人用品收集起來,放在各個展廳裡。

透過這些銹跡斑斑的物品,可以想象當年成千上萬無辜的猶太人被關押在這裡,每天過著毫無希望的日子。他們每時每刻都在盼望盟軍能夠早日解救他們於苦海,但更多的人卻沒有等到那一天的到來。

正如《奧斯維辛沒有什麼新聞》的作者所說,每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來到這裡,都會感到如坐針氈。

看到那些冰冷的鐵絲網和欄桿,還有廢棄的豬籠和牢房,沒有人敢大聲喧嘩,就連咳嗽兩下都會擔心打擾瞭這裡的肅穆,破壞瞭原本該有的凝重。

誰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猶太人被納粹趕進瞭毒氣室。

納粹士兵會對猶太孩子說帶他們去“洗澡”,然後將手無縛雞之力的孩子送進毒氣室,看著他們被毒死。而毒氣室外的孩子們的父母們,隻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孩子死去。

一、

集中營陳列室的墻上,有一張著名的照片。在昏暗的黑白背景下,一個穿著血紅衣服的小女孩,茫然地站在鏡頭中間,她的身後是一群被納粹士兵押解著,正要走向刑場的猶太人。

小女孩的年齡很小,應該還處在不諳世事的年齡。在邪惡的納粹面前,她瞪著她那雙純凈得像天空一樣的雙眼,就像錯入凡間的天使一般。

此時的她並不知道,納粹在不遠處挖瞭一個很大的深坑,她和她身後那些猶太人最終的歸宿,就在這些深坑裡。

在這張以黑白為基調的照片中,小女孩和她身上的紅衣服,是照片中唯一的亮色。這張照片也被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選中,並在他的電影《辛德勒名單》中展現給瞭觀眾們。

相信每一個看瞭這部電影的人,都會被電影對戰爭還原的如此真實而震撼,也會對那些在集中營中被迫害的人們同情流涕。

在電影《辛德勒名單》中,小女孩沒有名字,也沒有臺詞。她和身後的猶太人快速地穿過成堆的屍體,背景音樂中響起瞭童聲合唱《熱情在火爐中燃燒》。

《辛德勒名單》沒有具體拍攝這位小女孩被殺害的詳細過程。當她再次在鏡頭中出現的時候,小女孩已經成瞭躺在運屍車上的一具屍體,正被推去焚燒。運屍車上那一抹紅色還在,但一個小天使已經離開瞭人間。

《辛德勒的名單》是一部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紀實性電影,影片再現瞭德國人奧斯卡·辛德勒與其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保護瞭1200餘名猶太人免遭法西斯殺害的真實歷史事件。

《辛德勒的名單》的導演斯皮爾伯格也是一位猶太人,在他的童年時代,也曾親身體驗過猶太人遭受的痛苦,他的傢族中有17位成員死在瞭納粹集中營之中。

所以這部電影中的許多內容,都是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真事,包括那位被納粹殺害的穿紅衣的小女孩,也是有真實原型的。

電影中的這位小女孩雖然沒有一句臺詞,但她帶給人們的震撼,卻一點也不輸給影片中的任何一位主角。

鳳凰網在評論這個小女孩在電影中的作用時說:“斯皮爾伯格動用瞭一個小小的具有象征含義的效果陪襯,就是那個穿紅衣的小女孩,辛德勒每一次對她的註視,都更堅定瞭信念。她象征著無辜而脆弱的生命,也象征著戰勝邪惡的勇氣與力量,也是影片中唯一的色彩。”

二、

這位穿紅衣的小女孩並非虛構出來的人物,她的原型叫做羅瑪·利高卡,是一名來自波蘭的猶太女孩。幸運的是,羅瑪·利高卡沒有像電影那樣成為運屍車上的一具屍體,而是從戰爭中幸存瞭下來。

後來她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寫瞭一本傳記,名為《穿紅衣的女孩:一本自傳》(The Girl in the Red Coat: A Memoir),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

1944年9月,羅瑪的父親巴維爾與其他生活在波蘭克拉科夫市的5000名猶太人,接到瞭一份來自納粹蓋世太保的通知。通知告訴他們,他們將在28日被遣送到一個猶太人隔離區。

接到這份通知後,羅瑪的母親弗利德瞞著丈夫,想偷偷去德國人決定這份名單的委員會,要求與丈夫同行。弗利德的朋友勸她不要去找死,但被弗利德拒絕瞭。她告訴朋友,她愛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維爾在一起。

在蓋世太保面前,弗利德堅決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也列入遣送名單。蓋世太保也被弗利德的舉動驚呆瞭——他們從沒見過主動要求遣送自己的猶太人。最後,她的要求被批準瞭。

在離開傢之前,作為一名繪畫老師,弗利德小心地把她教過的猶太孩子們的繪畫作品,包括女兒羅瑪畫的畫一起包好,藏在閣樓裡一個安全的地方。

幾天之後,弗利德和丈夫以及女兒被裝上運牲畜的悶罐車送到瞭奧斯維辛集中營。1944年10月9日,她和丈夫一起,被送入瞭納粹的毒氣室。

1945年8月底的一天,一位名叫Willy groag的管理員在弗利德傢的閣樓上,發現瞭一個手提箱,裡面是幾百張弗利德精心保存的女兒羅卡以及她的同學們的的繪畫,每一張都有一位孩子的簽名。

這些畫作的主人,絕大多數已經死在瞭納粹的毒氣室裡。  

這是一張曾公開展出的繪畫作品,畫的主人名叫魯特·薩赫苔洛娃,是弗利德最喜歡的學生。

她出生於1930年8月24日,在被納粹殺死時還沒到十四歲。這張畫是·薩赫苔洛娃用水彩顏料畫在一張比較光滑的紙上的。

這副畫在展出時配上瞭這樣的講解:“這個有藝術感的孩子,畫著是她位於特萊津的房子。她忘記瞭現實的醜陋,虛化瞭眼前的世界,把視野和心靈都推向遠方,遠方——有傢的遠方。”

三、

羅瑪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在集中營的那些日子。在那裡,她和媽媽被關押在一起,她們吃的是發硬的面包,睡的床像是一口口棺材。

在集中營裡,羅瑪認識瞭一位名叫安妮·弗蘭克猶太女孩,兩個孩子很快成瞭朋友。安妮的父母是生活在德國的猶太人。

1933年希特勒上臺後,為瞭躲避納粹的排猶政策,安妮的父親奧托於是帶著全傢遷到瞭荷蘭阿姆斯特丹居住。

沒想到的是,1940年德軍占領荷蘭後,安妮一傢還是沒有逃脫納粹的魔掌。

納粹先是對猶太人實行登記,然後強迫他們必須佩戴黃色星星標志,隻能在規定的時間外出和購物,不能去任何娛樂場所,大街上到處都貼著“不準猶太人進入”的牌子。安妮也被迫轉入猶太人學校。

安妮10歲生日時,父母送給她一個日記本作為禮物。幾周後,她和她的父母還是被納粹抓瞭起來,送到瞭集中營。安妮什麼也沒帶,隻帶上瞭那本心愛的日記本。

在集中營,被關在一間囚室的安妮和羅瑪成瞭一對好朋友。安妮給羅瑪看瞭自己日記中記錄的那些為瞭躲避納粹迫害而東躲西藏的歲月,羅瑪則用撿來的一塊小石塊,試圖在囚室的地上教安妮繪畫。

羅瑪至今還記得10歲的安妮,寫的日記文字優美,觀察細膩,自己看著看著,都忍不住流出瞭眼淚。

安妮的母親和另一些婦女被納粹士兵帶走,再也沒有回來。大人們都知道,她們肯定是被納粹殺害瞭。在集中營這一點也不奇怪,每天都有人被帶走,再也不會回來,死亡的陰影籠罩著每一個人,人們誰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第二天。

小安妮卻並不知道,她的媽媽已經永遠地離開瞭她。看到媽媽被帶走再也沒有回來,她忍不住問同一囚室的阿姨們:為什麼媽媽走瞭這麼久瞭還不回來?大人們隻好流著淚騙小安妮說,你的媽媽去找你的爸爸瞭,過幾天就會回來的。

安妮相信瞭。從那以後,她不再哭泣和詢問,而是唱起媽媽教給她的兒歌。唱累瞭,她就爬上囚室的小窗向外張望著,希望看到媽媽回來。

安妮沒有等到媽媽回來。這天清晨,她和一些猶太人被帶出囚室,被納粹士兵用刺刀驅趕著走到瞭納粹在集中營裡事先挖好的一個深坑前。大傢知道,納粹要活埋他們瞭。

猶太人一個接一個地被推到坑裡,小安妮似乎知道瞭自己即將到來的命運。當一個納粹士兵伸手準備把她推進深坑裡去的時侯,她睜大眼睛對納粹士兵說:“叔叔,請你把我埋得淺一點好嗎?我怕我媽媽來找我的時侯,找不到我瞭。”

一霎時,那名納粹士兵伸出的手僵在瞭半空。雖然他早已被納粹改造成瞭一名麻木的“殺人工具”,但這樣一個天真的小女孩說出的這樣一句話,還是在一剎那讓他有點不知所措。

不過很快,這名納粹士兵又恢復瞭魔鬼的本性,惡狠狠地把安妮推進瞭深坑。

那一刻,刑場上萬籟無聲,仿佛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清。所有的猶太人都憤怒的盯著納粹士兵們,一些納粹士兵甚至被這種仿佛能撕碎瞭他們的目光,嚇得不由自主地後退瞭好幾步。

安妮最後還是沒能逃出納粹的魔掌,她就這樣離開瞭這個世界。但在死前,她那純真無邪的話語卻刺痛瞭每個人的心,她臨刑前的表現,和這句震懾人心的話,很快就在集中營裡傳開瞭。

四、

1945年1月27日,蘇聯紅軍攻克瞭奧斯維辛集中營,救下瞭集中營內包括130名兒童在內的7000多名幸存者。羅瑪·利高卡就是這些幸存者之一。

安妮的父親奧托也幸運地活瞭下來。戰後,他歷盡艱辛回到阿姆斯特丹,等待妻子和孩子們回來,但最終卻沒有等到。

後來,羅瑪想方設法找到瞭安妮的父親,將安妮的那本日記本交給瞭奧托,並把安妮臨死前說的那些話,也轉告瞭奧托。

讀著女兒的文字,奧托痛不欲生。他將安妮的日記整理之後,委托瞭一傢出版社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很快銷售一空。

奧托曾想整修房子,把安妮在屋子裡的痕跡清除掉,因為看到這些痕跡,他會時時想著女兒。

阿姆斯特丹的民眾聽到這個消息後,自發成立瞭安妮基金會,將這座房子購買並保留下來,按照當年安妮住在這時的樣子重新佈置,並復制瞭傢具用品,連墻上貼的裝飾畫都跟原來一模一樣。

20世紀60年代,安妮之傢開始面向公眾展出,有很多人來參觀。

整個二戰中,被納粹關進集中營的兒童到底有多少?至今仍然沒有一個確定的數字。有人估計在被納粹殺害的600萬猶太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還沒有成年的兒童,這個比例應該是比較可信的。

二戰中被納粹關進集中營的兒童並不單純都是猶太人,也有很多其他國傢和民族的兒童。就連朱德的女兒朱敏,也曾被德軍抓進集中營,經歷瞭九死一生才幸運地活瞭下來。

五、

1941年1月,中央決定將一些烈士子弟和領導人的孩子送往蘇聯學習,朱敏就是其中一員。為瞭不暴露身份,朱敏化名"赤英",來到瞭位於明斯克的一傢孤兒院。

1941年6月,明斯克落入德國人手裡,朱敏所在的孤兒院也被德國人占領。德國人懷疑這些孩子是各國共產黨的後代,於是對孩子們進行輪翻審問。朱敏不斷鼓勵其他孩子,要大傢不要投降,絕不能出賣同志。

納粹見孩子們不說,便從孩子中拉出兩個猶太女孩,當眾用槍托打她們,用帶釘的皮靴踢她們,兩個小女孩被打得血肉模糊,嚇得其他孩子們縮成一團。

滅絕人性的納粹打累瞭,便逼著兩位猶太女孩用鐵鍬挖坑。朱敏和其他孩子們看出瞭納粹的用意,便沖上去想救這兩個女孩,可納粹竟當著孩子們的面開槍打死瞭一名猶太女孩,又逼著另一名猶太女孩繼續挖坑。

坑挖好後,納粹將這個女孩活埋瞭。多年之後,朱敏仍然忘不瞭猶太女孩那雙栗色的大眼睛......

也許是因為黃皮膚的緣故,朱敏和"孤兒院"中其他八個孩子被德國人押往火車站,裝進瞭悶罐車中送到瞭德國。途中朱敏哮喘病犯瞭,加上淋巴結核引起的傷口化膿,高燒 38多度,幾乎死在瞭悶罐車裡。

朱敏被德國人關押在東普魯士集中營。進集中營前,德國人要對朱敏進行搜身,為瞭不使心愛的列寧像章被納粹搜去,朱敏急中生智,將它含在瞭嘴裡,躲過瞭納粹的搜身。

這枚列寧像章至今仍珍藏在朱敏身邊,成瞭她那段苦難歲月的見證。

在集中裡,朱敏和孩子們過著極為艱苦的生活,但她一直鼓勵其他人要堅強,還給大傢講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大傢就這樣互相鼓勵著,頑強地活著。

後來,納粹把朱敏等幾個孩子押到兵工廠去包裝子彈。朱敏不願意給敵人包子彈打自己人,於是想方設法地磨洋工,還偷偷往子彈的火藥上吐口水,想盡一切辦法弄濕子彈。

雖然這個辦法起不到太大作用,但孩子們還是非常興奮,總感覺自己做瞭件有用的大事。

1945年1月30日一早,朱敏發現集中營大門敞開著,地上一片狼藉,一個德國人也看不到瞭。原來是蘇軍打過來瞭!納粹雖然在逃跑前殺害瞭一些人,但還是有很多人來不及殺掉就跑瞭。就這樣,朱敏成瞭德國集中營中的幸存者。

整個二戰中,像朱敏和羅瑪這樣幸運地從納粹集中營裡活下來的孩子極少,絕大多數孩子都沒有回到父母的身邊。

英國《每日星報》(The Daily Star)曾報道,2011年,在一個納粹集中營的舊址上,人們挖出瞭多達2700名婦女和兒童的骨頭。而這遠遠不是這個集中營裡被害的婦女和兒童的總數。

《每日星報》記者斯特雷爾金說:“有人告訴我,在這些人骨頭的下面,還躺著其他死者。有時他們就躺在露天,或者用10或15厘米的泥土覆蓋,但泥土下陷,屍體就會再次顯露出來。”

結語

作為一名出生於波蘭克拉科夫市的納粹集中營幸存者和電影中"紅衣女孩"的原型,羅瑪·利高卡於1994年應邀出席瞭電影《辛德勒名單》在波蘭克拉科夫市的首映式。她的出現引起瞭記者們的圍堵。

羅瑪·利高卡告訴記者們,雖然她不願意回憶五十年前的那些痛苦的日子,但她至今仍清楚地記得她的童年到處充斥著恐懼。這些恐懼包括納粹那刺眼的黑色皮靴,突然降臨的死刑,母親的無聲嗓泣,父親的失蹤……

羅瑪·利高卡現在生活在德國慕尼黑波蘭,是一位畫傢。她的畫展曾在慕尼黑、華沙、蘇黎世、紐約等地巡回展出,深受人們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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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2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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